第六章（1 / 12）

1968年年底，应该在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学生全部毕业，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老三届”。

对当时的毕业生来说，毕业以后的分配是个犯不上考虑的问题，因为党已经替你考虑好了，除了少数人应征入伍外，还有极少数人由于身体原因或家庭有特殊困难被照顾留城分配工作，其余95%以上的人作为“知青”被送到边疆的军垦农场或边远山区去插队。

1968年的征兵开始了，各学校的征兵体检处门前都排了长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征兵历史上，这一年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因为前一年，也就是196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征兵的年头儿。到了1968年，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战争的威胁，对国防工作作了一系列调整，其中扩充武装部队是一项重要措施。因此，1968年年底，军队补充了大批新兵，从此中国军队的兵员总数达到了500万人，现役军人的总数为世界第一。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都没有接到体检通知，因为他们所在学校的政工部门认为他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可能通过入伍政审，既然如此就不必参加体检了，反正去插队是不需要检查身体的。

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郑桐倒是无所谓，他本来也没作此打算。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人都很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关自己的事也要跳出来发表意见，生怕别人忘了他。郑天宇也受了这种影响，回国后又不知道改改，所以总是不招领导待见，一来运动就把他拎出来受受教育，得写几份检查才能过关。好在知识分子写检查不费劲。不过，1957年的反右运动倒没碰到郑天宇，这不是因为郑天宇长了记性，而是老天保佑他，本来他已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打算在第二天的会上向党提点儿意见，谁知当天晚上多喝了二两酒，造成胃穿孔被送进医院抢救，等他病好了出院时，右派们已经自杀的自杀，劳改的劳改了。郑天宇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偷偷把发言稿烧了，从此夹起尾巴做人。

郑桐常常想，幸亏当年他老爸被酒精烧穿了胃，不然郑桐现在也许正在北大荒某个劳改农场帮他老爸打土坯呢。老天爷既然这么照顾他一家，那么就不该再有非分之想了，当兵梦可不是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能做的。他对这种政治歧视已经习惯了，别说是穿军装的正规军，就是当个民兵土八路也没戏。他能琢磨的是到哪里去插队的问题，郑桐常常怀着比较阴暗的心理对钟跃民、袁军等人的处境幸灾乐祸，既然这些干部子弟都当不成兵，那他这“臭老九”出身的人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钟跃民和袁军却大为恼火，他们对这种政治歧视还不大习惯，从心里还认为自己是革命干部出身。他俩骂骂咧咧地找到学校政工组要求解释，为什么连入伍体检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一个办事员解释说：“你们应该知道，入伍的政审很严格。据我所知，你们的父母在政治上都有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现行问题。总之，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组织结论，退一步说，就算学校同意你们参加体检，你们也过不了政审关。”

钟跃民说：“党的政策不是不唯成分论吗？再说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又不是‘黑五类’。”

办事员嘲讽道：“革命干部，现在揪出来的‘黑帮走资派’有几个以前不是革命干部？刘少奇以前也是革命干部呢。”

袁军大怒：“妈的，我爸爸1938年参加八路军，打了半辈子仗，我他妈倒成了出身不好的人了？我问你，你们那个***主任，1938年他在哪儿？”

钟跃民出言不逊：“大概正穿开裆裤呢。”

“穿开裆裤？你太抬举他了，他那会儿还在他爹腿肚子里转筋呢。”袁军肆无忌惮地骂起来。

办事员猛地站起：“袁军，你骂谁？”

袁军一拍桌子：“去你妈的，骂你，我还想抽你丫的呢，你他妈的也就是条狗，人五人六地坐这儿假充真神。”

钟跃民拉起袁军道：“别理他，这是个傻逼，咱们走，不就是当兵吗，大爷我还不稀罕呢。”

办事员被气得直哆嗦：“太不像话了，流氓，一群流氓……”

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已经报了名去陕北插队，周晓白和罗芸被批准入伍，马上就要走了，大家决定进行一次郊游。

钟跃民以前和几个同学结伴去过房山云水洞，那时北京几乎无人知道云水洞，也没有什么直达的汽车路线，只能骑自行车去，还得带上野营的炊具和装备，因为那里是穷乡僻壤，不具备接待旅游者的条件。钟跃民这一说，大家都来了兴趣，这很有点像一次探险活动，听着怪刺激的，尤其是那个神秘的云水洞，经钟跃民添油加醋，周晓白几乎听傻了。按钟跃民的意思，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在山西太行山的某一处峭壁上，洞里有很多地下河流，钟跃民一口咬定他曾经在洞里横渡过一条河，这条河水流湍急，河面宽阔如长江，他差点就淹死在里面。郑桐对目瞪口呆的周晓白和罗芸说，那是钟跃民在梦里横渡了那条大河，于是就给当成了真的。郑桐认为，梦境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能太当真，譬如钟跃民梦见他在抗旱浇麦子，等醒来以后也许会发现是自己在尿炕。

尽管大家对钟跃民的话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但还是决定去一次，只不过周晓白打消了带游泳衣去横渡那条大河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