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四章 我们叫雷锋（1 / 4）

第二二四章我们叫雷锋

兴许是社交圈子的缘故吧，就是在前世的时候，萧寒所接触的人当中也少有知青，对于那个年代中知青们的遭遇，萧寒大多来自于道听途说，所以很难有那种近乎切身的感受。

而到了这个世界，萧寒又一直都把自己能照顾到的知青照顾的很好，所以下乡到别处的知青那种惨淡的生活好像离得萧寒很远，而此时此刻发生在他眼前的这一幕提醒了他，就是从今年开始，因为返城，将会出现多起知青请愿、示威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不应该有的动荡。

真正的历史上，从78年开始，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回家。78年冬，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上海知青丁惠民率先发起了“我们要回家”的返城浪潮。

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随即响应，他们以罢工，游行，上京请愿，直至集体绝食的形式表达他们的诉求。近百人在昆明火车站集体卧轨抗议。此事惊动了平京。中央领导随即派出以国家农垦部部长、文革中遭受迫害复出不久的赵凡同志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

79年1月，云南临沧耿马孟定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200余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身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全力支持。当中央调查组赶到那里的时候，有的知青竟然当众割腕自杀以明志，在场的知青们黑压压地跪在地上，齐声哭喊：“我们要回家！让我们回家吧，我们想家想妈妈”！朴实伤情的呼喊直锥人心，当时在场的调查组人员闻之无不落下同情的泪水。

其实返城运动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已经在积聚矛盾贮存力量，有些复出军队干部和老干部的子女都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离开了农村，干部“走后门”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风相当严重。

作为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子女的知青们，普遍感到失落、迷惘和绝望。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一些过激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西双版纳那次浪潮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多起知青请愿事件。

而正是因为这样，郑老才会在78年初发表了自己有关上山下乡的种种看法，用郑老的话说：“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也正是还因为郑老站出来一声喊，才使得知青问题给拿上了中央的议程。

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两个文件。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央明确的指出：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

79年2月，在各方努力下，云南“知青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同时也改变了全国知青的命运。知青返城成了79年除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外全国最大一件事。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呼啸如潮水消退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80年5月8日，胡总书记提出不再搞知青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央决定过去下乡的知青可以返回故乡城市。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历史。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最后都返回了城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68年起，历时12年。先后有1660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出现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人失学业国失人才。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涉及了整整一代人，上千万知青，数百万家庭，牵连着上亿人的情感。这些人的学习，成长，工作，生活，思想感情的变化，几乎贯穿了整个新中国至今的历史。

回城后的知青，有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在高考恢复后成为“新三届（77年；78年；79年）”大学生，甚至出国深造。少数知青通过努力，在经济大潮中搏弈，成了富人，但这在千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