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西子湖畔的“双节”是如何度过的（1 / 3）

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而当时，杭州当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所以说，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都僧正说白了，就是处理一些寺院里的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寺院里有些不愿寄身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来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却心怀鬼胎地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等到了当地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不许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熙宁六年。

元日（大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