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公十三论（1 / 6）

一

君见弑，篡者不在国，则不坐篡者。故宋冯、晋夷吾不坐，而坐华督、里克。篡者在国，则坐篡者，故卫州吁、齐商人、鲁轨与接坐，而公子翚、仲遂、得臣、行父减。《春秋》之于内无达辞，由桓之正月不称王，见杀于齐而以地，知其坐轨以减翚矣。由仲遂、行父、得臣同词，而无首从，知其减三卿以坐接矣。

然尤有辨。宣之坐也，减三卿以使宣当罪，而无穷宣之词。桓之坐也，穷讨贼之词以加之，则是桓之罪不啻宣也。君见弑而篡者在国，一也。乘间侥幸以弑且篡者，不穷其辞；处心积虑必篡故弑者，穷其词。

呜呼！此《春秋》之法所由异于一切也与！

夫使乘间侥幸以弑且篡者，同于处心积虑之元憝，犹之可也。乃使处心积虑必篡故弑之元憝，同于乘间侥幸之贼一切受法，则重于彼而此不适重矣，奚可哉？

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为严重，将以震天下，而大奸覆以不惧。大奸之惧，惧《春秋》焉耳。

是以刑不綦果而綦慎；慎不轻果，所以致果也。减宣而有留词，桓之辜乃以不赦，慎故不可复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慎，不慎则陷入者有挟以鸣。陷入者有所鸣，而当辜者亦因以鸣。枝叶长，辩驳繁，杀日积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怨有余而惧不足，无他，不慎而已矣。

二

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为文，不见容于国也；放者，以放之者为主，国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弑国危，则藉不放之而祸不成矣。故晋放胥甲父而夷皋弑，蔡放公孙猎而盗杀申。盗之憎主人也，非固憎也。欲盗焉，则可无憎者而憎之也。故赵盾放胥甲父而弑灵，栾书杀胥童而弑厉。甲父窜，先辛走，赵盾之所为莫之禁矣。

先胥之存亡，晋公室之盛衰也。先都死而赵氏振，晋权始落。甲父窜，先辛走，而赵氏横；胥童死，厉公弑，而赵乃复兴，晋遂不竞。国之世臣，惟执政者放杀之而无所忌，《春秋》之所为悯晋以甚赵也。

三

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微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言；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言，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三《传》者，皆习闻见于党人以蚀义者也。故我知赵盾之弑其君，而他无问焉矣。

《春秋》书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贼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弗堪命。孔父为司马，弗能改于其德。”党词也。

《春秋》书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罪人得，大法审矣。晋人之言曰：“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不入，不竞于楚。”又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党词也。

夫二君者，抑岂若楚虔之虐，齐商人之逆，齐光、陈平国、蔡固之禽行哉？彼数君者，且不逭其贼臣之辜，而奚足以为盾逭邪？抑以为盾之未躬之也，则司马昭之当辜，亦未尝躬之也。豢死士以竞勇于廷，穿之所与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为之说曰：赵盾能讨穿也，司马昭能斩充也，则可免弑君之罪。茅堂胡氏云。

然则朱友恭、氏叔琮杀，而朱温免矣。既以手不推刃宽之，而抑以“不竞于楚”为之名，枝词两设，以曲出其罪，情之穷也。两端设词，而党人之奸露矣。

以微言伸幽爱者，得一言而不白之隐白矣，奚事诎于东而又救之于西乎？且党盾者之毁灵也，奸亦易见。灵之立也以襁褓，尸位十四年而见弑，曾未及于弱冠之年也。

太甲之狎不顺，成王之信流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奚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终矣！

弹人而观其避，童子之嬉耳。盾执国政，能竞于楚，岂一执弹童子之能制之邪？

当灵公襁褓之日，范山已早知北方之可图；迨灵公既弑之后，楚乃疆舒、蓼，问周鼎，而赵盾不能以一矢争及乎？县陈入郑，逼宋灭萧，晋伏处穴中而不敢一问，盾之所以经营者何在？

荀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之迹，乃以大衄于邲，而晋几亡，尚得起早夭之灵公于血刃之余，以为盾分过哉？不竞者盾，幸免于负国之诛，而反假为行弑之资，不亦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