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回 国宝轻掷溥仪搏名 御物暗流海外滥觞（2 / 2）
无疑，末代皇帝的这种高调邦交，“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与慈禧太后如出一辙的作法，也无异于在弄险，给自己的未来挖坑。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而逊帝在做，则天下人在看。反弹的力量在集聚，为溥仪日后被逼出宫留下伏笔。
话说北京在二十世纪之初的二、三十年代，什么买卖最好？最易暴富？答案之一当是投资古玩铺。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是一次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是古玩易手、变更主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淘到、搞到一件宝物，就如同当今的原始股上市，从而实现个人、家庭的阶层突围。
当然任何时代，机会总是给有准备，做好铺垫的人。首先要身在这个行业，如今时兴说的行业风口。进入古玩行业，需要“非常三加一”，这“三”就是有钱、有闲、有眼力，“加一”就是要有机缘。
彼时的北京古玩行是最为繁荣的时期，首先古玩货源充足，好东西，奇淫技巧之物不断从皇宫内院，王子贝勒，皇亲国戚，遗老遗少，北洋旧臣的府邸中流出，琉璃厂的古玩铺不断有新的字号涌出，掌柜的昨天还是店伙计，因为眼力好被新的东家看中，出任新店掌柜。随之古玩业自发组织起古玩商会，制订游戏规则。古玩商会定期不定期地约请各位商家聚在串货场一起看东西，品评之后，请各家出价，但出价并不公开，最后价高者得。细想一下，这种方式比现代拍卖更有保护买家尊严体面的考虑，同时卖家的利益也能最大化。有点温良恭俭让的意思。有了古玩商会，古玩商之间相互串货，信息流畅。定价机制为撮合交易，货卖识家，古玩的传承也比较清楚。北京、上海，成为南北古玩集散地，中国古玩甚至漂洋过海、辐射欧美。
经过英法联军侵华，庚子年八国联军进京，中华流失的宝物，散布欧美上层社会。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播、发酵，国际上对中华文明已有认识，青铜、瓷器等艺术品，等于通行世界的硬通货。东方热成为一种时髦，玩中国的古董成为西方社会有身份、有教养的象征。法国爱丽舍宫，瑞士国王，美国富豪家族、博物馆，对此有大量需求。
当此时也，银行竟成为古玩产业链的重要端口。在北京的外国银行如大英、汇丰，民族品牌盐业银行，对于皇宫之物，只要确认是出自紫禁城的一手货源，便打上皇家御物的品牌。真赝已无需考虑，只是估价折扣问题。而清宫内廷融资谈判的底牌，等于是明牌，急需银钱用于消费，自然无还本付息能力，抵押资产真只是一抵了之。银行抵押业务，实为当铺典当，因为死当是一定的。既然预期死当，银行方面一定要对抵押品大打折扣，到期处置抵押品时再高溢价出售，欧美市场对中华文物需求强劲，属于单一的卖方市场。所以对银行来讲这是多好的盈利模式啊。而清宫通过银行抵押流出去的清宫旧藏数量巨大，无法计量。
说到中华文物流失海外史，有二个人及属下的二家公司，绕不过去，不得不提。
一是中国湖州南浔古镇的卢芹斋，其与上海人吴启周成立了卢吴古玩公司。自1915年起，卢吴公司向美国出口文物长达3年，运出国宝不计其数。仅卢吴公司的一个小股东每年可分得银元十几万元，比琉璃厂一间古玩铺的全年流水还多。
卢芹斋幼年失怙，后入南浔张家做仆人。南浔自晚清以来，丝绸业起，富商聚集，豪富者有四象八牛之誉。南浔人，富而好藏，富而求贵，颇追慕明末嘉兴之项元汴，时有庞元济，字莱臣，以巨象之财，广为庋藏书画。著名画家金城（绍城也是南浔人，金家为八牛之一。南浔张家，也是四象之一，巨富。而卢的主人便是张静江（人杰。192年，张静江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将卢芹斋携往巴黎。张静江在巴黎开设“运通”公司，惟有古董赚钱，遂售卖中国的瓷器、字画等，将收入悉数资助了孙文，支援推翻帝制的同盟会。
卢芹斋从古董店学徒开始，刻苦学习古董店的各项业务，又学说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很快就受到老板赏识，卢芹斋逐渐出任掌铺了。辛亥革命后张静江作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回国全力协助孙中山，通远公司遂结束，进入卢吴公司时代。卢芹斋凭着鉴别中国文物的本领，成功低价收购不少古稀珍品，推销到欧洲市场，一本万利。渐渐地，卢芹斋成为享有盛誉的中国古董鉴赏家，也成为欧洲华人中的名人，凭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其目标市场也由欧洲转到美国。卢芹斋可谓名大、谤亦大之人。
二是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其公司为山中商会。山本定次郎1866年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中，原名安达定次郎，幼年耳濡目染对于古董的买卖交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3岁那年安达定次郎作为学徒进入了当时大阪颇有名气的山中吉兵卫古董店，后古董店主人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安达定次郎，遂改姓山中定次郎，随后山中开始了为山中商会进入欧美市场开疆拓土之路。1894年在纽约开设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陆续开设分店，19年在伦敦开设分店；195年在巴黎开设代理店。
山中商会在短短的几年间抓住2世纪初欧美经济高速发展，富裕阶层对于东方艺术品的好奇、渴求的心理，快速在海外建立了销售网络，培养了东方艺术品在欧美等地的销售市场。
有了销售网络，货源就是关键所在。
山中商会把目光转向了拥有悠久历史、古董文物珍藏最丰富、市场交易最活跃的中国北京，191年在北京东城麻线胡同3号设立办事处，从此开始发迹。最大的手笔是在逊帝宣统第一次退位后，恭亲王溥伟变卖家财以求复辟大业，山中商会决定以34万大洋买下了恭王府除了书画以外的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对于山中商会而言这是一次豪赌，其结果给山中定次郎带来一生最大的辉煌，奠定了山中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中国古董文物交易商的坚实基础。后恭王府珍宝在美国举行两场专题拍卖，大获成功。十倍、百倍之利恐亦不止。
山中商会在1917年购入肃亲王善耆家的一处3平米的四合院作为山中商会北京支店，大肆收购中国古董的业务，山中商会北京支店长是高田又四郎，日本店员4人，中国雇员15人。
山中商会是2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买卖机构。山中商会在中国活动长达3多年。如今欧美许多之博物馆、美术馆，东方艺术珍品的中国部分，很多来自于山中商会，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镇馆之宝，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即购自于山中商会。
针对中华古物的流失，当时的民国政府就没有控制吗？回答是有的，但聊胜于无。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关于古物出关，没法可依。山中商会，运通公司的古物出口，海关无专章可循，难以禁止。遂使古物出口络绎不绝，大批金石书画，古董瑰奇纷纷沦为欧美博物馆的陈列之物或财团、私人的珍玩。
为保存国粹，北洋政府决定对古物出口进行控制。1923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又称《双十宪法》颁布，其中第5章第24条第13项规定，“有关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迹之保存”，由国家立法并执行，或令地方执行。
但是北洋政府人员更迭频繁，始终没有可实施操作的细则。古物外流一直没能禁止。当时的中国海关，对古物进出来讲是不设防的自由贸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