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回 ：李济之昆明收昭燏，梁思成宜宾留世襄（1 / 1）

话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散存放在成都附近乐山、峨眉还有贵州安顺华严洞。文物大部分是北平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其中还包含一些原属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南迁文物。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本身管理的文物，则大部分是中央博物院成立时在南京就地征集的古物。按当时筹备处谭旦冏所述“举凡历年搜集之大河南北出土珍品，悉数西移。”这部分文物第一落脚点是在重庆。

中央博物院是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提议设立的，隶属于教育部，历届筹备处主任都是名贯中西的大家，第一任主任是傅斯年，傅斯年是蔡元培的学生，为当年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游行总指挥。而号称中国考古之父的李济则是筹备处第二任主任。

李济，字济之，1896年出生，湖北郢中人，1923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后受聘于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

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他主持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1936年李济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

1939年5月，日寇派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中央博物院文物虽幸免于难，但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难以保证文物的安全。于是国民政府实施疏散计划，6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人员和部分文物分三批迁往昆明，一部分藏品存于四川乐山大佛寺附近的赵家祠堂，由尹焕章等负责看护，与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比邻而居。

筹备处主任李济率吴金鼎、夏鼐、高仁俊、索予明、谭旦冏等大部队与中央研究院等机关一起入滇后，为防止日寇空袭，选择距昆明2里地的龙泉镇为驻地，设办公地点于桃园村起凤庵内。这里山峦叠嶂，绿荫蔽天，环境幽雅，筹备处主任李济利用这一段相对宁静安全的日子，招兵买马，潜心于各项筹建、学术奠基工作。

经傅斯年介绍，李济将英国留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曾国藩后人，才女曾昭燏招致麾下，任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

曾昭燏遂与同事一道奔波于川、滇一带从事考古研究及征集、调查、发掘等工作，共发掘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等5处，获得大量文物资料。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进行的“锄头考古”活动。经研究整理，考古学家认定，云南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异，故定名为“苍河文化”。这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战时对中国西南部考古的一大贡献。

曾昭燏对博物馆也有专业研究，在英国留学期间对大英博物馆、皇家收藏馆、维多利亚收藏馆、艾伯特博物馆等进行过潜心观摩，也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院与慕尼黑博物馆实习过，堪称国内少有的文博专家，于是很快便成为李济倚重的女将。

然而好景不长，194年6月，日军大举侵犯越南，敌机时常在昆明上空投掷炸弹，驻滇各教科文机构奉命纷纷向川贵境内迁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呈请教育部长朱家骅，意择贵州安顺华严洞或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为迁徙处所。后因贵州安顺华严洞已由故宫博物院使用，且受运输工具限制，于是便会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往宜宾李庄。李庄镇位于四川南溪县和宜宾市之间，面江背山，安全可靠。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一同迁往李庄的还有同济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如此众多的机构和人员来到李庄，使得昔日冷落的小镇一时竟变得热闹起来，但也引发新的问题，单是办公与住房，如何安顿？好在李庄人世族而居，古道热肠，村中有香火旺盛的九宫十八庙，李庄百姓就把供奉自己祖先和菩萨的祠庙腾出来给中央博物院人员、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居住及安置文物。在李庄古镇，于是经常出现名士、专家的身影，如傅斯年、李济，梁思成、林徽因、吴金鼎、夏鼐，曾昭燏等，宜宾李庄遂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一处文化圣地。

抗战时期。194年国民政府正式宣布重庆为陪都。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神州大地的各方热血青年，辗转来到重庆，为抗战尽一份力。有职业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国字头的研究机构、大学都迁移到了大后方，也纷纷来重庆寻求理想，以求知识报国。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建，1914年出生于北平钟鸣鼎食之家，其祖父曾官至总督，伯父为光绪年状元，父亲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毕业后，19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并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民国后，192年王继曾被派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1924年官至******。王世襄是典型的官二代，从王世襄的母系金氏家族而论他则是典型的文二代。金家系南浔四象八牛之一，母亲金章也是著名鱼藻画家，大舅金城、金北楼，便是最初提倡创立北平古物陈列所的画坛领袖，二舅金东溪、四舅金西崖都是著名的竹刻家。王世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架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1939年母亲金章去世，对王世襄打击巨大，他开始研习学问，认真读书。1943年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王世襄辞别父亲，辗转来到大西南。在成都燕京大学分校，校长梅贻琦留王世襄做中国文学助教，对纯文学王世襄并不太愿意。于是到了重庆海棠溪。在故宫办事处见到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马衡与他父亲是小学同学，两家是世交，马衡给王世襄安排一个秘书职位，具体负责联系分别设在乐山、安顺、峨眉的三个办事处。王世襄也无顾忌，问马衡是否可以看故宫文物，马衡说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能随便看文物，只能照看文物箱子。王世襄顿时觉得了无趣味，便辞别马衡。又去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当时所长是傅斯年，学问好名气大。这次王世襄是请自己哥哥的同学梁思成代为引见的。这梁思成也是个重量级人物，其父是戊戌变法主角康梁之一的梁启超，其妻是民国才女林徽因，梁思成本人也是留洋归来的建筑学家。岂知傅斯年果然是名士做派，一见面就对王世襄说:“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把王世襄说得一脸尴尬。

梁思成见傅斯年如此不给面子，为安抚王世襄，便问他是否对建筑营造、野外建筑考古感兴趣。王世襄的平生傲气已被傅斯年打了杀威棒，待听了梁思成的话方还过魂来，忙说：“这个好，这个我喜欢”！

营造学社是由中华民国前任内务总长朱启钤去官离职后创办的，梁思成夫妻自美国留学归来后，由梁思成主持的古建筑研究机构。这里聚集一群令人钦佩、令人敬仰的知识精英。有他们在，有他们的精神渲染，远离重庆四百多里的寂寞偏僻的川西宜宾小镇李庄，如同一个温暖的学术伊甸园，让漂泊的王世襄，找到了最好的栖身之地。

从这些精英那里，王世襄感受着中国知识分子最美丽的精神世界。在李庄，王世襄开始研究古代建筑，并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进行野外调查，如参与李庄宋墓的调查，由他绘图并撰文研究该墓的结构、雕饰等。他对佛像的搜集和研究，对明清家具的偏爱，也始于此时。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尚未散尽，但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同盟国倾斜，未雨绸缪，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由此时已是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担任主任委员，马衡、梁思成、李济等担任副主任委员。这一纸任命，可见在战时特殊时期，机构精简，文博研究机构，已统一由教育部管辖。也可反映出被蒋介石看好的杭立武这位政坛新星，仕途一片大好。杭立武自然以蒋公以国士待我，我将以国士报之的心态，工作愈加投入。王世襄乃燕大教会学校毕业，外交世家出身，英语比较好，于是梁思成安排他负责编印及校对的《战区文物目录》。

《战区文物目录》的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士兵和美国的空军知道交战区域内需要保护的文物有哪些？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能让中美盟军多少知道一点文物鉴别知识则更好。只有如此，在对日军发起大反攻时文物古迹才能避免遭受炮轰焚毁。具体的办法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编出一本战区文物古迹目录，并在地图上标明名称和方位，中英文各备一份。

该委员会还计划随着大反攻的步伐，配备相应的文物工作人员，随行保护文物。无疑，在梁思成的心目中，王世襄当是最佳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