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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已进“文革”的中后期，企业也陆续恢复生产，社会生活开始接近正轨。

而在度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

从1962年到197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

统计数字表明，在197年，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5个孩子。

老何媳妇当时接受培训时，被告知“人口生产过剩，已经妨碍了经济的发展。

从197年开始，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消灭小三儿”只是带有强烈地方话特色的地方口号。

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

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老何媳妇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女职工不要生第三个孩子。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提到之后的高度，街道上有2多职工。

老何媳妇经常要下到企业召集女工开会，宣讲计生政策。

在当时“恢复生产”为主流的氛围中，老何媳妇的宣传计划生育，自然会占用女工的工作时间。她也因此成了一些厂长不欢迎的人。

“有一个厂的领导见到我就说，‘你又来了，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老何媳妇跟薛德珠两口子报怨说。

在当时，计划生育工作者也没有此后的行政处理权力，老何媳妇和她的同事们的主要“武器”是说服教育。

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让老何媳妇等，第一批计生工作者的压力并不巨大。

在上世纪7年代初期，人们可以接受拥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一个已是男孩的话。

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居高不下，在启动经济发展的马达轰鸣声中，国家开始考虑推行更为严格的“只生一个”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