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九（1 / 2）

南北和议

宣统三年(1911年)1月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就发表了任职以来的首次演说，分析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指出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族的统治，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并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张彪率部继续驻扎汉阳外，还派出冯国璋率领的陆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黎元洪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1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武汉保卫战进行得非常惨烈。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革命形势的变化拉开了南北议和的序幕。

1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凯嘱意曾任湖北新军管带、时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员的刘承恩，先后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战事应趁清廷下罪己诏悔过的机会暂且和平了结。对此，湖北军政府商议了权宜一时之计，即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虽居心巨测，但和平解决之意已明，遂继续边剿边抚、边打边拉来斡旋。

11月1日，在黎元洪发出通电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以一军权的同日，袁世凯派出全权代表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携其手书到武昌都督府与革命军议和，并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立刻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湖北军政府则向袁世凯提出如果能顺从民意，则同意袁世凯的条件。不然，即使国家和人民受涂炭之祸，也不能屈从袁世凯。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从首义之初袁世凯诱和到清帝退位这段南北议和期间，黎元洪主战的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的，而是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在袁世凯幕僚游说黎元洪当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议和转机，希望和平了结时，黎元洪所作复书语气恭顺。对袁世凯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两军息战的议和条件时，黎元洪的反应温和，都可以考虑。停战议和是袁世凯瓦解革命力量的杀手锏的目的。

12月9日，南北双方签订正式停战协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起义斗争至此告停。

民初政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同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等首义诸人在上海成立民社，创办机关报《民声日报》，大力宣扬卢梭《民约论》中的民主思想，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同盟会争权，公开与同盟会对立，跟临时政府分庭抗礼。黎元洪和民社的结合，双方都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民社依靠黎元洪，可以借首义领袖人物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达到干涉临时政府政治安排的目的。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黎元洪就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时指出:“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因为袁世凯出仕清廷而未被当选，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惋惜。如果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那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表现出了对袁世凯的推崇之情。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他对孙中山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组成班子的不满。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汉方面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方面在财政筹款、国旗式样选取、定都等问题的决策上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势下，南京临时政府施政有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起来显得异常的艰难。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或为争权夺利，或为挽救革命成果，因而同室操戈的现象时有发生。黎元洪处于武昌权力集团的中心，在政府的内务、财政、外交、秘书厅等要害部门大量启用自己的旧部，拓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进一步激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遂而引发一起起推倒黎元洪的运动。但倒黎又往往以未遂告终，由此所引发的则是黎元洪通过实行对党人的大肆镇压来“清君侧”。双方的剑拔弩张使没有掌握政权和正规军队的革命党人队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双方枪林弹雨的较量也就表现得异常血腥，“黎屠夫”之名更是因此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血洗和镇压，也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湖北军政大权。此间，黎元洪联袁反孙的政治路线，不但加速了葬送辛亥革命成果的步伐，也给整个民初政治扑朔迷离、反复无常埋下了历史的祸根。

疏远帝制

赣宁之役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在国会中占半数议席之上的国民党议员开始分化。民国二年(1913年)8月5日，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1月6日，国会议员在袁世凯一手安排的打手要挟之下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随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离开武昌，入京履职，居住在有“小蓬莱”之称的的中南海瀛台。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主张给资遣散议员，解散国会，以政治会议取而代国会。前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就相继解散国民党、召开“政治会议”、解散国会、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等，清除了他走向专制独裁道路的政治障碍。

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把总统权力扩大到和皇帝一样的《中华民国新约法》，替代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规定“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所有参政由总统任命。6月21日，由7人组成的“参政院”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国会，黎元洪出任院长，为袁世凯向专制政权进发装点门面。此时，袁世凯依靠封建军阀武装已在全国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其帝制自为活动也随之日嚣尘上。对于袁世凯所进行的一系列帝制活动，黎元洪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他首先是请辞本兼各职，试图从帝制活动中抽身而退。黎元洪在参政院的演讲中声明，此次会议期间，决不涉及参议院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并拒绝出席参议院会议，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并向袁提出回湖北原籍修养的要求。袁世凯担心放虎归山，对此一律不予批准。黎元洪遂将居所由碱台迁往东厂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