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二十四(2 / 4)
这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并声称要对前清驻外使团大换洗,而驻俄使团是第一个改组对象,所以陆征祥在彼得堡等了很久也未收到任公使的任命书。不久,国内却来电频频催他回去任外交总长。原来临时政府的总理唐绍仪组阁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一来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唐绍仪想借他来建立民国外交部,带来中国推翻帝制后外交新气象。陆征祥一辞再辞,结果连临时总统袁世凯也来电力邀。眼看辞不掉,陆便在回国前向袁提出三个条件:外交次长应精通英语;他陆某不向他部荐人,他部亦不得向陆某荐人;外交部人事不得由他人干涉。袁世凯答允了,他才启程回国。1912年3月30日陆征祥赴任首任外交总长,改外务部为外交部,5月3日通告启用外交部印。
外交总长
曹汝霖陆征祥出任首任外交总长,也是中国外交建制和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开始。他凭借多年在欧洲工作时积累的经验,着手革除清朝官场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引进较富科学性的管理制度。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外交部组织法,并据此制定了《外交部官制》,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一厅四司一室负责,即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
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令总务厅将外交部门前的下水道疏通。原来的总理衙门前下水道淤塞,每逢雨天,门前积水就很深,每位外交官员只好由衙门的差役背进衙门。衙门改成外交部,陆征祥认为门口积水有碍中国外交部形象,所以先清除了淤塞,让门面有个新气象。第二件事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由他考察后再任命。他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新组成的外交部竟缺员一百五十名,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被裁的一批人中。部里有一余姓厨师,曾大得慈禧之宠,当年李鸿章亦怕他几分,李曾考虑用西宴招待外宾,余不干,李只好作罢。余姓厨师还向当时外务总理施压,委任自己的儿子任部里的秘书。民国成立后,余厨子以为陆总长不会不买他的账,起先还不急,发现新外长果然行事与前清老爷大不同,就慌了神,余便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外长家,却被告知赶快带着火腿走。余厨子离开外交部一事不但在国内让知情人称快,连西班牙等国报纸也当新闻刊出,被看着是中国外交部改革的风向标。
培养新人
另一方面,陆征祥开始培养新人。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管理制度,定出民国外交部录用人员三大原则:1.一律经考核后择优录取;2.为防止地方派系主义,全国统一考试;3.长于一门外语者优先。他还要求外交部的官员必须学会一门外语。陆征祥真是踌躇满志,意在改变外行官僚办外交的局面,使中国外交从此现代化。
当时国内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对自己的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如此办。”当时的外交部也真有一些新气象。
就这样,他组建起民国的外交部,创建了民国外交人才培养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当年挑选的六十名青年已有三人任大使、十四人任公使了。
内阁总理
民国第一届内阁夭折后,陆征祥出任新内阁总理。但由于他本来一介书生,超然政治派别,自然失败,只得辞职,仍任外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派系之争如同水火,内阁数次更迭,政府更像走马灯,陆征祥也数次被“请”入阁复又出阁,几沉几浮。
陆征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非常中陆征祥内阁总理肯。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所以,他不但实现不了治国强国的理想,还往往客观上做了野心家的帮闲、帮凶。如袁世凯称帝一事,陆征祥是反对的,但袁世凯称帝后,要他当外交总长,他又出任了。尽管他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封爵授勋,但他毕竟在这个短命皇朝里称过臣子,无论他怎么为自己开脱说是为保存民国外交改革成果也罢,说是不得已也罢,都不能为自己洗脱这耻辱。
在任期间最令他痛心的还是签《二十一条》,以及巴黎会议期间政府不断施压要他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被迫签字
还是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出任外长后,陆征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可是,1915年,袁世凯为了穿龙袍,竟要在野的陆征祥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命他签字。
明知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不签,日本一定会出动武力,当时中国兵力弱,加上内战,民众已在水深火热中,何堪再加日寇蹂躏?签,实在不情愿,他知道袁世凯不论签不签都要牺牲国家和民众,他只有硬着头皮接下这任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主仪的,是被迫签的字。
签了《二十一条》后,陆征祥提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方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袁世凯不听他的。后来黎元洪任总统复请陆征祥任外长,陆又提出如巴黎和会会场中国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不当总长闲居在家。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陆征祥为代表团团长。
陆征祥受命后十分高兴,因为这次中国是战胜国,可以一雪签“二十一条“之耻。在稍作准备后,他们便踏上了赴欧的征程。当时,海上交通困难,欧亚航线班轮稀少,陆征祥等去巴黎,不得不出山海关经东北、朝鲜到日本,然后从日本横滨登轮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抵巴黎。
陆征祥一行从北京出关后,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陆征祥本来就怕冷,又是在冬天坐车行驶在这冰天雪地的北国,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于是,便命人在车厢里生火取暖,使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20多度。后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温度又下降至零下七八度。这一热一冷,使陆征祥在到达日本横滨时就病倒了。虽然他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受勋仪式,却不得不带病与日本外相会谈。在经过几番折腾后,待陆征祥从横滨上船时,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的绝密文件箱竟不翼而飞。里面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此箱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他自以为不会出问题,实际上,他从出关之日起,一举一动全在日方严密监视之下。
陆征祥丢失文件后,恰似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知道日本方面偷盗文件箱一是为了窃取机密,了解我方在巴黎和会上的立场,好采取对策;二是为了打击他的气势,影响他在和会上的声誉。于是,陆征祥装出十分坦然的样子,即向北京外交部电告,嘱重抄一份,陆续电告代表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