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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九月，孙天雷从忙碌中抽出身来，专门请了一天假，去县医院验血，医生告诉他，因为不注意休息，肝病未能痊愈，转为慢病，要他以后一定要注意休息，坚持长期吃药。

回到镇政府，孙天雷不禁流下泪来。这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中注定的。一是因为自己对疾病的无知，没有静养治疗，二是自己工作调动后，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成天奔忙，有时连饭都没从从容容吃上一顿。但肝病却需要绝对静养。而今，他无话可说，只有自咽苦果。纵是辛酸，也无事无补。

窗外的阳光很刺眼，小屋很窄，不透风，呼呼转的小电扇也不解热。孙天雷静静地躺着，心中懊悔，脑子里很乱，心情疲倦而伤感，正是自己的本性使然，生了病也不在乎，吃药也不遵医嘱。于是才会有今天的结局，明天即将断送的，除了金钱、前程，还有一节节火热而珍贵的生命历程。只求自己不要过于悲观才好。

随后大半年的时光，孙天雷都是在一种艰难的情绪中过来的，这种情绪，对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要努力去做好工作，以免招来领导的责难，承受难以忍受的屈辱；一方面，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以免病情反复。而要想鱼和熊掌兼得，几乎是不可能。结果两方面他都没有做好。由于身体欠佳，非常健忘，工作常常出现差错。成天陷于繁忙琐事之中，没有交际时间，生活中的朋友也越来越疏远了。

孙天雷虽然表面上还是成天嘻嘻哈哈过日子，但心情却很低沉，他不知道，在追求事业和爱情的道路上，是否已经迷失了方向。从踏进向阳镇的那一天起，从成为赵国强的下属那天起，他似乎就在不断地犯错误，搞不清楚他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这种感觉，让他迷惘。

九五年春天，向阳镇的人事变动很大，镇党高官刘云德升迁去了县里，赵国强当上了镇党高官，方远志任镇长。这下好了，赵国强的脾气更大了，对孙天雷成天呼来唤去的，工作安排越来越多，要求也近乎苛刻，经常加班加点，一刻也不得休闲，这还不算，孙天雷稍有差错，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颜面尽失，自尊扫地。有时候，孙天雷满腹委屈，真想撂挑子不干，但一想到这份工作是他自己选的，再苦再累再委曲，都得他一人承担。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淡定，淡定，再淡定！

那年冬天，对孙天雷来说，似乎特别的冷。有天晚上，孙天雷坐在办公室那张破藤椅上，伏案疾书，加班加点给赵国强书记写讲话材料，天气太冷了，冻得孙天雷直搓手跳脚。窗外寒雾笼罩，除了街上偶尔有汽车过路的声响，便陷入一片寂静。孙天雷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已是凌晨。

孙天雷写完最后一个字，然后复读一遍，确认没有差错之后，才长吐了一口白气，拧紧钢笔帽，搓搓冻僵的手指，打了几个哈欠，准备回自己的小屋休息。

这时候，政府小院里却进来了一帮人，吵吵嚷嚷的。孙天雷顾不上一身疲惫，赶紧出去看个究竟。这一看，吓得孙天雷腿都软了。

一个瘦长的小伙子，头发脏乱，满脸血污，穿一件撕破的棉袄，直挺挺地躺在冰凉的水泥地板上，四五个男人，骂骂咧咧地围在他的四周，有人还时不时踢上一脚。小伙子缩紧身子，毫无反抗之力，喉咙呼呼地排着气，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孙天雷赶紧上前制止，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男人提着一把杀猪刀，气呼呼对孙天雷说，这个龟儿贼娃子，晚上伙同几个人来到我家里，想敲诈我的钱。敲诈不成，便威胁要打我。幸亏我早有预感，跟自家几兄弟做了一些防备，双方动手，没让他们占到便宜，不然肯定吃大亏。几个贼娃子打不过，就开始逃跑，这一个被我们追上，从屁股后面捅了一刀，现在我们把贼娃子交给镇政府处理。

孙天雷看了一眼拿刀人，竟是周三，家住向阳镇桑树村，离场镇很近，在向阳镇也算一霸，喜欢操社会，平时跟一帮人称兄道弟，全镇没人敢招惹他。

孙天雷便问，一个大活人，你们是怎么弄过来的？

“我们是一人提一只脚，拖了几里路，拖到镇政府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