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逝去的庆历（1 / 1）
一年前，仁宗皇帝信誓旦旦的开天章阁，召见章得象、杜衍、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韩琦、王拱辰、蔡襄等人，要求他们一定献言献策，励精图治改革，解决大宋的内忧外患。他们大多青年才俊一腔热血，有的从血雨腥风的战场归来，有的在朝庭为多年的积弊深切担忧。君臣热切期盼的改革，在一年多之后无疾而终，没留下一片云彩。
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对大宋朝庭的问题认识的不可谓不深刻。影响面主要在吏制，并不涉及帝国的农业、水利、工商业。改革进行的循序渐进，没有让帝国不可承受。温和的“庆历新政”究竟是触碰了谁的利益而暗淡的收场？
回首这一年的峥嵘之路，范仲淹总有淡淡的忧伤。“庆历新政”的改革派对改革的难度估计不足，这是帝国历史上每一次改革的通病。无论是商鞅、晁错、桑弘羊、范仲淹还是后来的王安石，他们都是一心为公，不贪图私利的君子，都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勇气与决心，都有坚忍不拔的韧性支撑他们不折不挠。唯独低估了“习惯”对大众的影响。“习惯”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嗅不到、潜移默化的强大力量。这些改革家们对困难的估计不足，很重要方面是对“习惯”——这种潜在力量的估计不足。改革要改的是多年已经形成的利益划分、生产组织方式、权责利的归属等，这其中利益分配容易被关注到，并做好补偿和防范，但“习惯”的力量就容易被忽视。
“习惯”是一种奇妙的力量，它大多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很多时候可以帮助人们不必过多的思考就能避免犯大错。它让人们减少思考的同时也经常让人们“着相”，即只看到事物表象而忽略事物的本质。可见，“习惯”是一把名副其实的双刃剑。人们的任何行为都会被“习惯”所影响，就如同地平线一样，走到哪里地平线就拓展到哪里，不可能从“习惯”中抽身出来。有时“习惯”也被称之为“经验”，总结经验、积累经验也是常常被倡导的。当人们面临和“习惯”不一致时，通常会感到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未必是危险、未必是损失、未必是伤害，但却会带来不安。这种不安不仅会带给改革中的从动者，也会影响改革的主动者。这好比叶公好龙，一直都非常爱龙，或自认为爱龙，这是一种“习惯”，但当龙真的来了却非常不适应。
晁错要削藩，也知道藩王会反，这是一种“经验”，但真的削藩了，藩王反了也是要震惊的。但为什么晁错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也是“习惯”，一直都还没有反，所以一直也没有防范。大宋朝堂之上的君子，世世代代读着同样的书，受着相同的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用道德衡量一切，事事引经据典如数家珍，任何没有在这些典籍中记录的做法，都会给这些君子们带去深深的不安。是客观冷静的思考，还是凭“习惯”去抵制变革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这也注定了改革必将引发很多未预见的结果。
抛开种种，就对抗“习惯”这个难题便预示着改革注定是“九死一不生”，这是历次改革不能轻松成功的本质所在，这种历史局限性深植每一个人心中，包括改革者。它蕴含着改革者有巨大的阻力，也蕴含着改革者自身也会有不足。即使对抗“习惯”困难如此之大，改革也未必都无疾而终，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改革也有不少。如果改革者认识到了改革“九死一不生”的艰难，他们会去寻求怎样的条件呢？
应该寻求最高权力者绝对的支持！这是很有帝国特色的，帝国只有仁宗皇帝负责，至于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说不清他们都是什么立场。如果没有仁宗皇帝绝对的支持，“庆历新政”的改革完全没有必要进行。随便一个部门在“察颜观色”后，都可以站出来对范仲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简直就是对范仲淹等人的羞辱。
然而什么能够促使最高权力者绝对的支持改革呢？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足够大的外部压力。秦孝公任用商鞅改革，那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秦国可怜的蜗居在函谷关以西，不发展即会灭亡。汉景帝任用晁错削藩，那是因为同姓诸侯王即将藩镇割据，威胁到中央政权。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变法，那是大宋朝财政极度困难，西夏和辽已经把大宋朝逼的无路可退。他们确实得到了最高权力者绝对的支持，表现出来的是改革一出台就先气死一当朝宰相。晁错气死的是宰相申屠嘉，王安石气死的是宰执唐介。如果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最高权力者通常下不了这样的决心，改革就如同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就如同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改革，无疾而终。即使逼到了这个份上，改革的决心也是很难下的，他们也时常犹豫与彷徨，也会反复。仁宗皇帝有意愿改革，那是因为五年前西夏建国，李元昊称帝，宋夏战争宋军连战连败。一年前东北部的辽又要求宋朝增加岁币，提出一系列羞辱大宋的条件。大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起义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也正缘于此，“宋夏议和”便可成为压垮“庆历新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改革面临的困难是如此巨大，得到的支持是如此不稳固，都预示改革者的艰难处境。无疑他们是伟大的，人们终将看到他们的牺牲，可敬之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结局是牺牲。范仲淹也必将无可争议的成为文人的道德楷模，无论青史如何记载“庆历新政”，范仲淹的精神都会超越改革本身，超越时代和王朝更替。
改革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屋子大拆大建，一种是把屋子重新审视一番，做些修补的工作，这种也称为渐进式改革。但并不是“大拆大建”的改革才是好改革，这并不是怀疑改革者有良好的愿望，也不是怀疑改革者有描绘精妙蓝图的智慧。实践证明了，这样的改革需要为社会制定一个全方位的计划，但人们尚没有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制定它，也或许这样的知识根本就不存在。而“渐进式”改革却有社会影响小的优点，既然影响小就可以试错和检验，改的不好就停或者改回去。“庆历新政”就属于这种渐进式改革，遗憾的是君臣配合不默契，改革效果不好，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庆历新政”的失败是仁宗皇帝与范仲淹君臣二人的共同失败。其最大的危害是没有人再会信任仁宗皇帝还会支持改革，也就不会再有人挺身而出为大宋艰难的改革作出努力，再也没有人愿意清醒的提出“习惯”已成为陋习，只有众人皆醉不会有人愿意醒来。但并不会因为酒醉，大宋就不被群狼环伺；不会因为酒醉，大宋就不是历史上地理版图最小，资源最贫瘠的中央政府；不会因为酒醉，宋朝就不是受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