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错失深谋（1 / 1）
现在的中书省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两位，分别是首相曾公亮、次相富弼。曾公亮曾处心积虑的扳倒一直压制着他的首相韩琦，自己当了首相后，没想到皇帝现在不听这些“老朽”宰相的了，只听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富弼是隔三差五的请病假，也许是眼不见为净。原有的三位参知政事唐介已被王安石“气死”，赵抃遇事没有主意，被王安石牵着走，喋喋叫苦。只有王安石虎虎生威。此时的政事堂被老百姓戏称为“生、老、病、死、苦”。受上级赏识，生龙活虎的干工作本不是坏事，可物极必反，王安石做了一件过头的事。
一日，神宗皇帝问王安石：“卿曾说当务之急是变风俗、立法度，那只是手段，改革目标又是什么呢？”王安石不假思索的说：“变风俗、立法度本身也是目的，但最终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可令君臣二人没想到的是，这一问一答却成为了大宋王朝的“向左向右”。
以司马光为首的大部分官员认为什么时候的国家治理都不是靠法度，而是重在“择人”。法律是人制定的、人执行的，如今出的问题不在法不行，而是人不行。秦聚六国之财物，国不可谓不富，长城延绵万里，兵不可谓不强。然而为何二世而亡？因为“富国强兵”动摇了“民生”的国本。这是大宋文官们第一次在究竟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还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可惜的是这次探讨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因为“富国强兵”对于年轻的小皇帝来说实在是太具诱惑力了。况且“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大旗也不是轻易能够被否定的。就这样，“富国强兵”、“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改革旗帜在没有充分进行讨论的情形下被王安石高举着阔步前进了。
神宗又问王安石：“西夏边患是大宋的剧痛，怎样才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
王安石说：“重组一支机构，避免谁都管，谁都不管。打击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财富，使利出于一孔。您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一句“使利出于一孔”不知道让多少大宋文官脊背发寒，这究竟是利国还是误国？
但这很和神宗皇帝的意，神宗皇帝说：“确实如此，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少之又少，怎么能推行的动呢？”
王安石说：“人才难得，更难识别。在改革的队伍里混杂着几个败事的改革还怎么推行的下去？”
神宗皇帝说：“一个人败事就难办了！设置一个组织机构，位在中书省、枢密院、三司之上，名‘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改革工作。”
神宗皇帝年轻，没有从事过改革甚至改良。王安石满腹经纶，只可惜古圣先贤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评议商鞅、晁错、桑弘羊、王莽等等的历次改革，却没有对改革进行科学分析。德治与法治本是相辅相成，法制也是归宿，但法治不是目标，而是过程。法制不能实现的原因在人也在法，法不科学也实行不好。法不好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为“反对派”参与制定，“变法派”一意孤行，“反对派”能将法执行好吗？一套好的新法令是“变法派”和“反对派”共同完成的，甚至应该说“反对派”对制定法令的贡献还应略高一些。达成最广大的共识，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改革参与者的意见，这才有可能进行一次好的改革。可惜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都忽略了这一点，他们看到的是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平时为了各自的利益你争我吵，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的模样。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有什么错？连自己的利益都不顾的会顾及全天下的利益吗？统一和保护这些利益不正是立法之精神吗？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去建设了一个凌驾于各部门之上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司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全体人民的利益就看这个司的司长有多接近“神”的觉悟了。
给“制置三司条例司”选拔官员就成了一件难事。王安石的首选是人品学识俱佳的正人君子刘恕。刘恕已和司马光共同修《资治通鉴》多年，二人在政府是否应该理财的问题上高度一致。刘恕坚决的辞掉这个职务：“我本就不识金谷之事，佐明主不应以财用为先。”可见王安石还是考虑到“反对派”的意见应该保留，并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让大宋朝的文官们只要理念上有分歧就不能合作。
十分可惜，在政府理财的问题上，大宋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两派辩论，互相从反对意见中抽取出合理成分的机会。以司马光为首的大部分文官都不赞成政府理财，可惜他们的立论也不够深刻，更多的是在古圣先贤的道德文章上泛泛而谈，论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不应和钱财有干系。以王安石为首的极少部分官员赞成理财，他们强调的是优化资源配置，打击地主豪商，强调社会公平。由于司马光派没有认真总结，造成了乍一看变法派还很有道理。国家各处都需要钱，优化资源配置、保障中下层民众，把社会中上层的财富收归国有，似乎很符合国家利益。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也能感受到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是有问题的，可又不能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无法认识到“自由”要先于“公平”，只有“自由”创造的“公平”才是百姓认可的，社会的真正“公平”，没有“自由”为基础的“公平”是以“公平”为外衣的“专治”。
政府是需要钱，但是政府需要钱就要去经营吗？政府税收的每一分钱，都出在和人民共享收益。但政府办钱庄、政府经商那就不是在和人民共分成果，而是把民间的果实拿回政府去了。政府经商确实有配置资源的作用，但由于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而且不易约束，对市场造成的震动是毁灭性的，可以让其他任何经济力量都失去活性。可惜双方没有在这个“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而把问题转化为政府需不需要考虑钱，这不成了显而易见的吗？归根结底还是大宋的这些文官们始终就是文人，终究没有能成为学者。他们似乎就是被锁链紧锁的奴隶，只能终日面朝洞穴，沉思洞壁上的光影，而无法领略洞穴外广阔的世界。
朝廷上的君子都离“制置三司条例司”躲得远远的。和宰相曾公亮同为福建同乡的枢密副使陈升之就没有那么“君子”了。他看见王安石得势，就主动要求作为枢密院高级官员代表和王安石共同执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借此，让王安石推荐他成为中书的宰相，等他成为中书的宰相后看到反对新法的人很多，就也成为了反对派，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这样的政治投机商在王安石的队伍里也不少，他们完全没有政治立场，只要对自己升官有利的事，他们就去做，怎么有利怎样做。
值得庆幸的是大宋的这次变法，虽然革新派与反对派里都参杂着只顾自己私利的小人，但无论是革新派还是反对派都是人品高洁、性格坚毅的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君子们主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