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 / 1）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有三个比较典型的大分裂时期，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辽金两宋时期，每一个大分裂时期结束以后都会出现一段文化、军事、政治、经济全面革新的统一鼎盛时期，成就一个非凡的盛世。如春秋战国结束以后的秦汉、魏晋南北朝结束以后的隋唐、五代十国辽金两宋结束以后的元明清，皆是一统天下之王朝，推动着中华文明的飞跃，改变着社会文化面貌。而论其大分裂时期哪个节点最为混乱，莫过于魏晋南北朝期间，晋室衰微南渡后北方出现了权力真空，导致了百余年的混战状态。历史上称其为五胡十六国，时间跨度约为135年之久。

而之所以叫五胡十六国，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北方地区主要是五个来自于北部边塞地区的少数民族领袖建立了影响历史进程的国家，事实上主导了整个历史发展的主体走向。这五个古代民族分别是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羯族最为特殊，因为它本是匈奴部族中的一支，是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贵族的奴隶军队，由于匈奴部族是由草原部族通过不断征服整合而来的部落联盟，所以在晋代入塞的匈奴实际上有十九种之多，诸如屠各、鲜支、羌渠等，这些部族往往各有其独立血缘主体，和汉初崛起的挛鞮氏的冒顿单于衍生出的匈奴部族实际上只有统属关系而无血缘姻亲。其中羯族即为十九部族中的羌渠，历史文献中也有认为羯族尚未形成一个完整严谨的部族主体，实际上并不算一个民族，而是由多部族流散人员集聚起来的杂胡。也正因为此羯族在历史上出现时间很短，其大放异彩之时，也只有奴隶出身的石勒建立了后赵政权，因而可以名留史册。

对于混乱不堪群雄并立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如果仅以民族为主线进行了解往往会过于杂乱无章，因为虽然称为五胡十六国，但其实并不是只有五个民族，还有汉人、丁零人及高句丽人等相继在不同地区建立了各自的独立政权。而即使在这五个民族中建立的政权也并不止一个。如匈奴族最初有王族刘氏建立了汉赵，后又有南匈奴屠各种铁弗部族人赫连勃勃建立了胡夏政权，其分别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最初和最后的独立政权。非游牧民族而是和汉族同样以农耕为主的氐族则先后建立过成汉、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鲜卑族更是遍地开花，由于部族众多，历史上又将鲜卑分为拓跋鲜卑、慕容鲜卑、宇文鲜卑、段部鲜卑等，其分别建立了代国、北魏、慕容诸燕、段齐、宇文国等。其中宇文鲜卑由于受到慕容鲜卑的持续打击，最终被慕容诸燕中的前燕所灭，部族被遣散，许多宇文鲜卑人由于与拓跋鲜卑曾交好遂并入其中，而后来南北朝中的北周政权即为宇文氏所建立。

从国家废立、朝代更迭频繁无序中去捋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关系着实不易，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如果把五胡十六国时期比做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只要找到主干和分支，自然就可以对这一混乱时期的历史状态一目了然。

五胡十六国的概念最初的源头是来自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由弱冠便有著述志的北魏大臣崔鸿提出来的。崔鸿出身清河崔氏乌水房，其伯父崔光是著名史学家，曾参与北魏国书的撰修工作。所以受家族文化价值理念的影响，崔鸿认为自西晋八王之乱后，各国纷立，胡汉诸族，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这些国家虽然很多是游牧民族建立的，但依然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一段时期内政治文化表征，对于国家兴亡和未来治理是有借鉴意义的。即所谓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乘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而他目睹诸国虽然都有自录国书，但兴衰无常，用人无度，往往混乱不堪，即所谓：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因此他认为急需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编纂一套有关这段特殊时期的全史，即后来的《十六国春秋》，而五胡十六国的历史概念也因此不胫而走。直至今日我们依然称呼那段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其中十六国即为：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并成、夏为十六。

而对于这段时期如何确定主体脉络，来使后人可以更好的理解和借鉴，崔鸿采用的是纪传体记录，但巧妙的破旧立新，将各国史书分别录制，并改为录，如前赵录、前秦录、蜀录等，而将国主纪改为传，采用不附正朔，自相君长的办法避免了主客混乱。同时各国史彼此独立，以各自年号为时间线记录各自史事。国主事迹则以正史本纪体例记录，抛弃了贵中华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是史书记载的一大进步，对于民族融合是有正向作用的，所以其历史地位极高，后世北齐人魏收编写《魏书》，唐朝时房玄龄编修《晋书》，北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都曾以此书为借鉴材料。

而这本划时代的史书实际上是崔鸿私著的，所以相对客观公正，用心著史者往往视之为毕生之功业，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倾注心血散尽家财。所以崔鸿为了将率多分散的各国史书收集起来，不得不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径自笔录搜集史料，用尽了家财和俸禄，自己却过着清苦无比的生活。

自景明元年即公元5年开始，直到正光三年即公元522年才完成《十六国春秋》，整整坚持了二十二年。而更为人所动容的是，其实在正始三年即公元56年十六国中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但有蜀录五卷因为没有材料而无法书写编辑，崔鸿遍寻各地希望得到常璩所撰记载蜀国历史的《蜀书》，可即使重金访购依然不得。于是这位带着一片赤诚之心的兰台史令默默等了二十年才得到了他日思夜想的《蜀书》，最终完成了这一宏伟著作。而三年后即正光六年公元525年，崔鸿即因染疾而病逝，年仅48岁。但由于这本书在叙事上依然还是以晋为正统，害怕忤犯北魏朝廷，所以在崔鸿生前并没有被公之于众，直到崔鸿死后，即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公元528年，其子崔子元才缮写了一部，奏上朝廷，藏于史馆。

受历史的局限性，崔鸿当时是以各国分别著录进行史书记载，今天的我们则可以以一个更加客观独立的角度，去看待那一段纷战不休、群雄并起的时代。一般认为以历史进程的主导方为树干，而以地区政权为枝丫去看待这段历史会更加简洁明了。历史主导往往以中原地区的争夺为主，特别是对于古都洛阳的占据更是一个政权得以为时代主体的标志。

事实上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凡是得以控京洛而临孟津的政权，往往都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而在此期间主要有四个前后相继的王朝出现，即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赵政权、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氐族贵族苻洪建立的前秦政权、鲜卑贵族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事实上主导了历史进程。同期处于西北、东北、西南三个地区，也在百年期间相继建立了十数个独立政权，而这三个地区的独立政权又可以以前秦政权的兴衰为分割线划分为前期政权和后期政权。这样以主干四国、枝丫三区和两期政权为标准去看待五胡十六国时期就会发现不仅不再混乱不堪，反而非常清晰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