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君子营（1 / 1）
相对十六国时期崛起的其他开国君主，石勒的与众不同在于其起兵之时并不是部落首领，虽然其年少之时为部落小首领的儿子，并代父之职管理部众，但是其所辖之部落很可能只是一个村庄体量。后来更是由于天灾人祸，部众多离散，而石勒本人也不幸被官兵掳掠贩卖为奴。所以在公元34年石勒投奔在其附近做牧帅的汲桑时，是以奴隶的身份去的，而之所以汲桑愿意接纳他，主要是当时汲桑统帅的只有几百牧民而已。而石勒老家在并州本身就是农牧杂居之地，石勒从小即精于养马之术，其投奔汲桑为其牧马，自然为其所用。而投奔汲桑成为了石勒传奇一生的开始，在此以后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戎马也将被永远记于史册。追随汲桑的石勒先随其投奔在赵魏起兵，一呼百应集聚兵马数万的原司马颖将领公师藩。也是在此时汲桑让石勒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才正式为名石勒。可想而知此时此刻的石勒社会地位是何等的卑微，但其超凡的才能并没有因为其鄙陋的身份而被掩盖，他像一块被劣石包裹的璞玉一般，在战争中不断的被凿去了表层的粗沙，渐渐露出了隐密期间的玉石。
而之后公师藩任命石勒为前队督兵，让其追随前去邺城攻击晋朝宗室平昌公司马模，这是石勒第一次被任命为朝廷官吏，脱离了原来的底层身份。只是公师藩很快被击败，企图从白马渡河南逃，被晋朝名将濮阳太守苟晞讨伐并擒获斩杀。而同年刘渊和公师藩共同的统帅司马颖亦被杀，汲桑和石勒因为无主可倚靠，只得逃亡苑中，石勒被汲桑任命为伏夜牙将，让其带领牧人们去劫掠周围郡县的囚犯，招募盘踞在山泽丛林之中的亡命徒来充实队伍。石勒凭借其优秀的征战协调、发展队伍的能力，迅速完成任务，而这些新入伍之人大多臣服于石勒个人。
而此时曾归属公师藩的汲桑以为自己上司的上司司马颖报仇为名，兴兵作乱，石勒自然率军响应。汲桑自号大将军，以石勒为前锋都督，进攻邺城，石勒率军将司马腾的将领冯嵩打败后迅速攻取邺城，斩杀司马腾，杀守军万人，在邺城烧杀劫掠妇女珍宝后迅速弃城逃离，自延津渡黄河，又向南攻击兖州，东海王司马越甚为惶恐，于是立刻派遣名将苟晞、王赞等率军讨伐这股游兵。而之后汲桑、石勒又在乐陵击杀幽州刺史石鲜，乞活将军田禋率领五万兵众救援，亦被击败，后又与苟晞相持数月，战数十次，胜负难分。
于是司马越驻军官渡以援苟晞，很快苟晞便击败了石勒等人，而汲桑军战死者达近万人，不得不收余众突围出去，准备投靠同为司马颖故属的刘渊，却又遇到冀州刺史丁绍截击，再次大败，汲桑和石勒至此分道扬镳，汲桑逃往马牧，而石勒则逃往了乐平。后汲桑于平原被晋军斩杀，司马颖的棺椁被扔进枯井之中，司马颖的故臣不忍，将棺椁取出安葬。石勒至此又重新回到孤身一人，无依无靠的处境之中。主公皆死，兵卒离散，好不凄凉，只是疲于奔命的他暂时还顾及不上悲伤，他必须迅速重新找到一条出路才行。
但是此时的石勒早已今非昔比，曾攻进晋朝重镇邺城，又率万人与晋朝名将苟晞鏖战数月的战绩使他迅速声名鹊起。北方边郡地区人尽皆知，有个起于微末的猛将叫石勒。所以石勒迅速找到率千人驻扎于上党地区的张?督、冯莫突，并劝其投奔当时已经宣布独立的刘渊，张?督由于本身没有韬略，遂跟随其趁夜骑马奔往刘渊处告知愿归顺大单于。石勒这一招借花献佛，自然讨得刘渊的欢心和欣赏，遂任命张?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但却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帅张冯二人，这样石勒以他人之兵卒换取了己身之职权，可谓空手套白狼的典范。而精于收拢人心的他，旋即又奉张为兄长，同时又赐其姓为石，改其名为会，即石会，意味其人为其知己，自应亲为一家人。也是基于此石勒开始了他石氏宗族体系的建立，而其义兄石会就是这一武装组织的第一编入者。
而当时乌丸人伏利度兵众二千，刘渊想要征服他，却屡次不得，石勒遂请缨前去收服。石勒以诈降之计，迅速取得伏利度的信任，又与之结为兄弟，石勒以伏利度之兵四处劫掠，同时以自己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残暴征伐使诸胡兵畏服于自己，进而逮捕伏利度，攫取了伏利度的兵权，但随后又示之以恩，放了伏利度，并带领着他及部族再次归顺刘渊。刘渊甚为惊喜，遂加封石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同时将伏利度的兵士交给石勒指挥，如此一来石勒便在刘渊这里既得到了军事能力的认可，又有了自己的部属和权力，此时的石勒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逐步成为了刘渊麾下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同时以汉赵为平台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集团。
自从归顺汉赵开国君主刘渊以后，石勒彻底摆脱了过去仆从庸人宵小，而难施拳脚的宿命。在刘渊实现自己称雄天下的宏图霸业进程中，两个人逐渐成为其左膀右臂。其一为刘渊四子刘聪，后来以宫变杀汉赵第二位皇帝即其兄长刘和，成为汉赵第三位皇帝。其二即为出身卑微，但军事能力卓越的石勒。在一次次战火的洗礼中，二者皆手握重兵，雄踞一方。永嘉二年即公元38年正月，刘渊欲取黄河南北中原之地，派抚军将军刘聪南向取太行山地区，派辅汉将军石勒向东取赵、魏故地即今河北地区。当时晋朝名将刘琨奉东海王司马越之命已于前一年，即永嘉元年公元37年，先一步抵达了晋阳，即今天的山西太原，整顿政务，收拢流民，安抚人心。
当时的晋阳由于八王之乱，为流兵掳掠，边患侵袭，早已是一座空城，但刘琨仅以匹马独身入城，短短一年就使其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元气，使晋阳成为了为数不多还能在中原地区残存，并且保有抵抗侵袭势力的晋室城邑。所以作为守土有责的刘琨自然不会允许石勒堂而皇之的越过他的辖境，进取河北的冀州地区，于是派护军黄秀等前往救援将要被石勒攻取的壶关，但黄秀很快被石勒在白田击败，黄秀死后，石勒旋即攻陷了壶关。而壶关实际上就在今山西的右下角，是太行山区的东南要冲，其地距离今天的郑州不过百余公里，轻骑一日可达，离古都洛阳也只有三百里，只要过了黄河，洛阳唾手可得。
而太行山下即为广袤的华北平原，百城而无一险可守。石勒所得军令是取赵魏之地，自然不会远渡黄河，来抢意在南下直取洛阳的刘聪之军功。故石勒率军侵扰司冀二州，即今天的河南、河北地区，东取魏郡、顿丘即今天河南安阳、河北邯郸等地，以三万军士破用于防守作战的军营壁垒多处。因此刘渊遂暂任石勒为垒主将军、都尉，在所据之地，选拔精武士卒，安顿所据壁垒的老弱残兵，石勒在这些工作中同样表现突出，共得五万精兵，同时严明军纪，避免了私掠百姓之事，其推行德政，亦为当地军民所念。从这件小事里也可以看出石勒人性的两面性，他既有残暴屠戮敌人的狠辣，同时也有安抚民心力主德政的魄力。这在事实上为其后荣等九五至尊，建立后赵政权，在执政的能力上做了积淀。
也是在这刘聪、石勒两路大军攻取中原的同一年，刘渊正式称帝，与晋朝分庭抗礼。为了拉拢石勒，派遣使者前去正在东征的石勒军营，授予其持节之权，敕命其为平东大将军，其他军政职权如故不变。而刘聪同样被升任车骑大将军，封楚王。之后石勒相继攻邺城、赵郡、钜鹿、常山等地，逼镇守邺城的征北将军和郁逃亡，斩杀冀州西部都尉冯冲、乞活将军赦亭、田禋等人。因其在冀州屡战屡胜的军功，刘渊又授其安东大将军、允其开府，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幕府之臣，而这则标志着石勒从此真正拥有了雄踞一方的军政实权，有了自己的军事武备人才集团。而石勒又凭借其独揽大权的军团肆无忌惮的攻陷冀州诸多郡县，平军事堡垒百余，于河北拥兵十万之众，且如当年曹操败袁绍一样，尽收河北之俊才。石勒虽然出身贫寒，目不识丁，但是其却深知若想建立丰功伟绩，裂土称王，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而这次河北之行，让他看到弥补其文弱一面的巨大机会。
于是他将河北有名望才学的士人集中起来，称其为君子营，并以张宾为谋主，而张宾其人才华卓越，自诩可比张良，只是苦不遇汉高祖之明主罢了。其随石勒征战四方，算无遗策，机无虚发，屡次谏石勒于危亡瞬息之间，若无此良士在侧，石勒必然会在日后折戟于江汉，殒命于寿春。其人后病逝于永昌元年，即公元322年。石勒所言其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正如当年郭嘉之死时，曹操所言若天欲亡我，而何妒我奉孝，并连呼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一般。可想而知，张宾于石勒之重要，恰如郭嘉于曹操之肱骨。而张宾作为石勒首席谋士，在石勒前期成就的王图霸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献计助石勒伏杀王弥、经略河北，以及攻灭王浚，实际上为石勒平定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之所以得此俊才，正是石勒于河北设置君子营的结果。
君子营实际上代表了石勒对于中原士人的尊崇和信任，这使动乱多年的中原地区看到了一位雄主出现的可能。君臣相托，共举霸业，是自古以来所有士人的共同梦想，石勒的君子营恰恰成为了他们梦想实现的寄托之地。而石勒以君子营俘获了中原士人之心的同时，也为自己填补了文治武功中曾经欠缺的那部分文治短板。自此时始，石勒集团集合了建立一个新王朝的全部要素，武将军队、人口土地、文臣谋士，此时的他需要做的只是继续扩张地盘、充实武备、扩大影响力，然后静静的等待机会，一个开天辟地，可以一举将天下之主取而代之的机会。而石勒从此以后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如此，一边征战，一边等待，一边试探着所有可以成就不世之功的可能。所以石勒以信任之人为卫士，以能臣为辅俾，以壮士为将帅，同时派良士游说边郡诸胡人归附，遣军士攻击北部不臣服的中山、博陵、高阳等郡县，降者数以万计。
只是兵威正盛的石勒也成为了众矢之的，开始遭受来自四方的攻击。时任晋朝司空、加领乌丸校尉，兼任冀州刺史，身在幽州的王浚派将领祁弘率段部鲜卑骑兵十数万自辽西而来，将石勒打的大败而逃，石勒损兵万余人。石勒只得退兵，从长计议。后石勒攻信都即今河北邢台，又受到来自于西南方洛阳的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的讨伐，石勒不得不回军击退他们。刘渊因此授予其镇东大将军，封其为汲郡公，但石勒深知此时自己军威权重，将在外不受控制，易引起朝中猜疑，所以坚决辞让了汲郡公的头衔。这是石勒第一次辞让汉赵皇帝给他加持的殊荣，在其之后为汉赵属臣的岁月里还有很多次如此谦让虚名的表演机会。后其与阎罴攻击圈、苑市二壁垒，阎罴不幸被流矢射杀，石勒旋即吞并了其所辖部属。绝不慕虚名而处实祸，绝不放实权而慕虚名，可以说是石勒的真实写照，实用主义被其奉为圭臬，两厢对比从中可见一斑。
也正是在军队壮大以后，而又难以北进之时，石勒选择了避难取易，开始渡过黄河，向南力取黄淮之地。攻白马、鄄城、仓垣，平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击杀兖州刺史袁孚、车骑将军王堪，获众近十万，荥阳太守惧其威，弃城逃往建业。又与刘聪合兵进攻河内，于长陵迎战冠军将军梁巨，梁巨降，石勒不受。于是梁越墙逃亡，却被擒获，石勒不仅杀了梁巨，而且坑杀活埋守城军士万余人，极为凶残暴虐，但也因此使晋军退却，同时震慑了黄河以北坚壁自守的诸多军营堡垒，投降者众。为表诚心，甚至遣人质于石勒。而坑杀降卒一事固然会成为石勒一生的污点，但生一城而战百城，还是灭一城而活百城，自古以来即争论不休。只是兵法有云，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石勒此举也许更倾向于，希望可以以此换取北方地区的不战而降。如果石勒只是为了泄愤而怒杀万人，即使那些君子营里的谋士良臣们恐怕也不可能让石勒如此任性妄为。而石勒也不可能如此失智，在军国大业面前，不该也不应以此微小之事而寒众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