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5）（2 / 3）

所以，士的双重规定就是：既探求客观真理，又追求道德完善。这跟西方对知识分子既是真理探求者又是社会良心的双重规定可谓殊途同归异曲同工。

简单说，“士”跟知识和人格有天然联系。所以，在我们的语言系统中，“士”还天然地代表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对传统精神道德执着追求，不为物质权贵所桎梏。

作为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大学》里明确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实际上是从客观真理的探求到道德修养的完善再到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完美的诠释了“士”的含义。

中国古代，只有谨守个人修养并且达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才能用冠以“士”字的称呼。比如，博学之士，有志之士，仁人志士，学士，进士，名士，侠士，壮士，隐士，烈士等等。而与士有关的词语也多是在精神上积极的，正面的，是提倡大家效仿的。比如，士为知己者用，士受杀不受辱，壮士不饮盗泉之水等等。

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

由此看出，士不是一个特定的阶层。事实上，士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上可为卿相，下可为士民、布衣。士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千差万别。但在差别中又有统一性，即知识、道德和勇力。

怎样“做”才称得上“士”？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职业身分，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善于工作，勤于工作，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想到此，辛怀玉豁然开朗。

儒家培养“士”讲三重：重德、重知、重行。

当代教育方针注重立德树人、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注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两者除时代不同教育的内涵发生变化外，教育的本质仍是一脉相承。

如何“造士”？

辛怀玉从儒家养“士”重“行”联想到《大学》里所蕴含的关于“知行合一”的道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是《大学》开宗明义的一段文字。“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句话很重要，可以说是儒家所有思想的基本原理，说的是先后次序。著名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键是什么？是先后次序。前面讲“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里就是八条目的先后次序。次序乱了，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先后次序里包含了选择的原则、决策的原则。原则和按原则去做，就是“知”和“行”。原则是“知”，按原则做是“行”。“知所先后”即讲“知”，讲选择、讲决策，也讲“行”。怎么“行”？确立原则并始终按原则去做。而要始终按原则去做，就要对事物运行的原理有深刻透彻的理解，这样才能“知行合一”。

儒家思想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

“知行合一”讲的不是别人，讲的是自己。

自己怎么“行”呢？“推己及人，由近及远”。这也是一个本末先后的道理。可见，“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是做到”知行合一”的前提。一个人不修己，就不能推己及人，就不能由近及远。正因为“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原理。所以《大学》先从修己开始；所以传统知识分子最重做人。

你不知道“近道”的道理和原则，你是没法做的。也就是说没有“知”，要么你不会做，要么就做错了。你知道“近道”的道理和原则，却不按原则去做，这就叫“背道而行”。两者都不叫知行合一。没法合，合不到一上。所以说“知行合一”首先要“知”，还要按“知”而“行”。二者才能统一。才能“近道”，才能“至善”。

辛怀玉由此想到教师职业培养与职业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