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法封建到新军国之种种变迁（3 / 3）

春秋时，工商皆世袭食于官，盖为贵族御用，非民间之自由营业。

左昭十六年，郑子产告晋韩宣子：“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相保至今。”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隶食职，官宰食加。”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单子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伐单氏之宫，败焉。反伐之东圉。”杜注：“百工所在。洛阳东南有圉乡。”故知工商皆居国中，世袭，食于官，仅去贵族一等也。

封建贵族渐渐崩渍，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

子贡“不受命而货殖”，即自由经商也。其后如范蠡、段干木、白圭诸人，类皆赖藉政府上之地位，惟非贵族。而干商贩之新事业。

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

自春秋以迄战国中期，历时三、四百年，人口繁殖，耕地日辟，游牧之戎狄渐次同化，或消灭，或避去，此疆彼界之封建，已变为壤地相连的几个大国，此皆当时商业都市骤盛之原因也。举其著者，如临淄、邯郸、大梁、郢、陶等。其间惟陶因交通关系，特殊发展，余皆各国之首都。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渐崩溃，而商业都市乃渐兴起，非由商业都市兴起而而封建制度崩溃乜。

大抵东方各国，渐从商业资本转入文学游仕，始终奖励农战的国家惟有秦。秦以地势关系，可以闭关不与东方通贸易。

因此竟以并吞东方。

第五是山泽禁地之解放。

与商业发展有相互关系者，尚有禁地解放一层，亦为当时一种极重要之变迁。

封建时代之贵族采邑，除井地外，一应山林薮泽，大概全列为禁地，农民惟有耕稼为生。

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又有迹人、圃人等。皆掌山泽之守禁。齐语亦谓：“泽立三虞，”晏子春秋谓：“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乃贵族封地之私产。孟子所称“文王之政，泽梁无禁”，晏婴谓“山林陂泽，不专其利”，则皆一种理论也。

农民渐渐游离耕地，侵入禁地，寻求新生业，贵族不能禁阻。

其先目之为盗贼，如郑子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是也。昭二十年。攻之不能止，乃不得已而加以一种征收。故“征商”之征，即“征诛”之征，古人目工商业为奸利者由此。秦汉政府“大司农”与“少府”分职，大司农掌田租，为国家公入，少府掌山泽之税，为王室私入，亦由此种禁地观念演变而来。

新生业之分化，与民间工业之进步，亦为自由商业促进之一因。

如捕鱼、煮盐、烧炭、采铁、铸钱、伐木，种种新生产事业，皆由农民侵入禁地而始有。

第六是货币之使用。

因商业发展而货币之使用遂兴，亦为一新形态。

左传所所记列国君臣相馈赠、贿遗、赎罪、纳惧，大抵为车马锦璧钟鼎宝玩，乃至女妾乐师而止，绝无以黄金货币相投报者；有之，皆自战国始。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始行钱”，距春秋末已一百五十五年。盖其时东方诸国已先有钱货，齐、燕刀币，三晋布币，楚鬼脸钱，近代出土极多。

总之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期。政治方面，是由许多宗法封建的小国家，变成几个中央政权统一的新军国。社会方面，则自贵族御用工商及贵族私有的井田制下，变成后代农、工、商、兵的自由业。而更重要的，则为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