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先秦诸子】百家争鸣（2 / 5）
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以后儒家来源也。术士不仅可任友教，知书、数可谓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晋赵盾田于首山，见灵辙饿，曰：“宦三年矣。”左宣二年。杜注；“宦，学也。”曲礼；“宦学事师。”则二者俱是学，盖宦、学俱是习为职事。此如今之艺徒，即以学习为行业也。越语勾践与范蠡“入宦于吴”，草注；“为臣隶。”为臣隶与友教，同需娴习六艺。贵族家中之师传、宰相，其先地位亦本相当于臣隶也。既有宦学事师之人，必有为之师者。艺士于是又可以为求宦游学者之师，而后艺士之生活，乃渐脱离贵族之豢养而独立。
儒家的创始为孔子。
孔子宋人，其先亦贵族，避难至鲁，其父叔梁纥，获在鲁国贵族之下层。
孔子曾为委吏，主仓积出纳。又为乘田，主饲养牛羊。常在贵族家里当些贱职。此即孔子之宦。然而孔子却由此习得当时贵族阶级种种之礼文。
孔子幼年既宦于贵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孔子又自称“好学”，其弟子称其“学无常师”。郯子来鲁，孔子即从之问古官制，是其一例。事在鲁昭公十七年，孔子年二十七。周室东迁，豊，镐旧物，散失无存。昭王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其后子朝见杀，未闻取典籍以归者；或亡于柏举兵燹中矣，否则左传成于吴起之徒，起相楚，或犹有见者。东方诸国，犹得存周礼者惟鲁。卫遭狄祸，渡河而南，殷、周故事亦鲜有存者。故仲孙湫谓鲁“秉周礼”。闵元年。祝佗言伯禽封鲁，“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定四年。韩宣子至鲁，始见易象与春秋，而有“周礼尽在鲁”之叹。哀三年，桓、僖二宫灾，“命周人出御书，宰人出礼书。”注；“周人；司周典籍之官。”孔子对鲁哀公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中庸又曰；“祀、宋文献不足征。（论语“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礼运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孔子居文献之邦，故得大成其学。庄子天下篇；“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孔子不仅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孔子还注意到礼的沿革和其本源。此包括古经典之研寻，所谓“诗、书、文学”。孔子遂开始来批评当时贵族之一切非礼。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子曰：“是礼也？”盖孔子非不知鲁太庙中种种礼器与礼事，特谓此等事与器皆不应再鲁太庙中，如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之类。故特问以发其意。此如卫甯武子不答鲁文公赋湛露、彤弓（文四年鲁穆叔不拜晋奏肆夏、歌文王（襄四年之类。鲁昭公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使问礼于宋向戌与郑子产。向戌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子产、向戌皆当时所称知礼者，然仅止于实际上之应而止。此亦如术士仅以六艺进身贵族，藉为宦学友教而止，孔子所谓“小人儒”也。孔子则对于当时贵族之礼，不仅知道，实别有一番理想，别有一番抱负，欲以改革世道也。孔子勉子夏为“君子儒”者在此。儒道之不能产生于当时贵族阶级中者亦在此。
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故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面是人道的亦可说哲学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点，从礼的意义上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礼之最重最大者惟祭，孔子推原祭之心理根源曰“报本反始”。此即原于人类之孝弟心。孝弟心之推广曰“仁”，曰“忠恕”。孔子以“忠”字积极的奖进人类之合作，以“恕”字消极的弥解人类之卫。故曰：“忠恕达到不远”。是为人与人相处最要原理，即所以维持人类社会于永久不弊者。孔子指出人类此等心理状态，认为根于天性，如此则生死，群己、天人诸大问题，在孔子哲学中均已全部化成一片。
骤观孔子思想，似有偏于复古之倾向，如孔子屡言“好古”。又似有偏于维持宗法封建阶级之倾向。如孔子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其实孔子已指出人类社会种种结合之最高原理。即仁苟能明次，直古直今，无所谓复古，孔子之好古，只是注重历史与文化。亦决不致为阶级权力所僵化。孔子之好礼，只是注重大群体之融结，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虽不直斥鬼神，如曰：“敬鬼神而远之。”或则疑孔子仍为宗法社会时代人之见解，如孔子主三年之丧等其实孔子对于人世与天国，即性与命之问题所解答现实界与永生界，即孝与祭之问题所解答并已有一种开明近情而合理之解答也。故孔子思想实绾合已往政治、历史、宗教各方面而成，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延绵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孔子思想亦即从此种国民性中所涵育蕴隆而出也。
孔子在鲁国做过司寇，主堕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都城。大夫执政，为孔子所反对。然而孔子未获竟其志。自此出游卫、宋、陈、楚诸国，其先曾已至齐。十四年而返鲁，孔子已老。
孔子周游，其抱负并不在为某一国、某一家，故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实已超出当时狭义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之上，而贡献其理想于当时之所谓“天下”。在今人视之，孔子只在中国境界内活动。则实为对整个人类之文化世界而服务也。此种游仕精神，为后起学者所仍袭，到底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当时则已为“天下”。
孔子一面在政治上活动，一面却招收许多学生。
孔子因抱改革天下之宏愿，故政治活动之外更注重于教育，开中国史上民间自由讲学之第一声。
孔子在未为鲁司寇以前，已有许多弟子，如颜渊、子路、冉有、宰我，子贡之徒是也。孔子老年返鲁以后，又有许多弟子，如子游、子夏、曾子、子张、有子之徒是也。大抵孔门前辈弟子，多颇有意政事实际的活动；后辈弟子，则多偏向于诗、书文学之研讨。孔门四科，惟“文学”一科属后辈弟子，如“德行”、“言语”、（即今之外交“政事”、（包括财政、军事等皆为孔门前辈弟子也。所谓“德行”，只是有才而肯不用的人，非不通政事、外交者。而孔子却喜欢其前辈弟子。故曰：“如用之，则吾徒先进。”先进即前辈先及门之弟子。孔子殆以其有体有用。而尤重颜渊，则因其有才而肯不用。故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已差一肩。冉有不肯藏，孔子曰：“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小子”即游、夏之辈，其时皆不过二十岁左右之青年也。孔子死后，他们的声名都掩盖在诸前辈之上。
孔子的政治活动失败了，而孔子的教育事业却留下一个绝大的影响。
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视野之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