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州派的个人观点（3 / 3）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州从事贾龙率吏民攻相等，数日破走，州界清静。龙乃选吏卒迎刘焉。

《华阳国志卷五》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在犍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灭之，州界清净。

由此可见贾龙是看破了刘焉在益州阴图异计，知道他有不臣之心，这才起兵作乱的。和东州人并无关联。

那么益州本地人和东州人是否有矛盾呢？依照史书记载，两者在刘焉时期并无公然对立的记载。

两者矛盾激化，甚至到兵戎相见地步的主要原因，史书也给出了答案：

《华阳国志卷五》州大吏赵韪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韪为征东中郎将。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入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韩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赵韪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乱，引兵数万攻璋。

《后汉书刘焉传》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入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韩之在巴中，甚得众心，璋委之以权。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斩之。

笔者的逻辑是，作为外来群体的东州人，一定是和益州本地人有矛盾的，然而，刘焉在时，这种矛盾被他用政治手段很好的掩盖起来。

刘焉死后，益州本地人因为刘璋性格温仁而推举他为继承人。然而也正是因为刘璋的温仁，导致他根本约束不住日渐跋扈的东洲人对益州人的侵爆，最终导致了当初为追随刘焉入蜀弃去太仓令一职的益州本地人，赵韪的反叛。

而东州人因为惧怕赵韪，而参与于了刘璋镇压赵韪的军事行动。至此史书上东州人和益州人的矛盾至此到达了最高潮，同时亦随着赵韪的被杀，两者公开的矛盾也在史书中戛然而止。

通过以上内容，笔者想表达的是，东州人和益州人的矛盾爆发在刘璋时期，而非“东州派说”口中的刘焉入蜀后。

其二，赵韪的叛乱发生在公元2年，此时吴懿、法正、孟达、费观、许靖都在蜀中。按照史书但凡有名人参与都要提一提的尿性，《资治通鉴》、《后汉书》、《华阳国志》却皆只以东州人指代，而对以上“东州派说”的所谓“东州派”大佬只字未提，这是很不符合逻辑的。最有可能的便是吴懿、法正、孟达、费观、许靖和参与镇压赵韪的东州人没有实质关系。

虽然就结果而言吴懿、法正、孟达、费观、许靖、李严之流在刘备入蜀时，都选择了投降。但他们每个人的投降过程却是大相径庭，亦如张松一样，他们每个人都能找到投降的充足理由。

法正、孟达是不受重用主动。李严是因为野心。费观当是为李严参军，说是为李严劝说，其中未必没有胁迫。吴懿是败战后投降。许靖是兵围成都后知大势已去，逃跑被抓。

所以，如果“东州派”单单仅是定义于刘备入蜀这一事件最终投降的外乡人的话，笔者认为是毫无问题的，毕竟所有名称类的本都是人为定义的。

但是如果将这些人归为一个“政派”、“党派”逻辑上是有缺失的。毕竟这些人的行为，意图，表现都是不一致的。

最后笔者想说，笔者对所有历史空缺部分的合理逻辑推断持开放态度。但不支持掐头去尾的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偷换概念。以及因持有某些无关键证据的观点而自以为掌握历史真相的历史爱好者以高高在上的姿态抨击持有不同观点者。

另鉴于“东州派”说缺失关键逻辑链及关联线索，本书中不会引出或涉及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