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凑份子的妙法（1 / 4）

明朝的“苏杭织造”在一开始其实并不仅限于苏州和杭州两地。

明承元制，在大明开国之初，丝织业和手工业全部都由官府控制。

明廷除在北京设外织染局、南京设内织染局和神帛堂外，各省也相应地设立了织染局，各地所有技艺高超的织工，都被指定为皇家织造的“贡户”，入了“匠籍”。

大明的匠户在户籍上自成一类，他们必须在官府的手工业局中服役，由各局直接管理，想要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且他们的户籍身份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

这种束缚人身自由的反人性制度当然不可持续，无论明太祖如何三令五申，到了明中期，各地匠户怠工、隐冒、逃亡等现象已是层出不穷。

随着匠户对于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各地的官营织染局在成化、弘治年间之后就逐渐衰落了。

嘉靖以后，除了苏杭官局外，其余不善织造的一些省份，譬如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的织染局彻底名存实亡。

皇家摊派给各地的织造任务从缴纳实物，改为了缴纳折色银，皇室所用丝织品也随着这种变化逐渐改为市买和领织，集中于苏州与杭州两地，并由这两地起解进京。

总得来说，便是皇家每年派下所需的丝织品数额后，各地便按照摊派比例缴纳银两至苏杭织造。

尔后，苏杭织造或是直接向民间工匠收购织品，或是雇佣苏州、杭州两地的机户订织所需丝绸。

由于晚明的苏杭民间已经出现了大量富有经验的民间机户，故而苏杭织造往往会采用大部分雇佣机户“领织”，小部分直接收购“市买”的方式去完成皇家所布置下来的任务。

这种“机匠领织，官为督发”的雇佣形式，在后世被称作为“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

不过面对张皇后，朱由校倒没有长篇大论地去解释这“资本主义萌芽”是为何物，又是为何如此重要，只是相当简单地阐述道，“朕想过了，这‘节省’二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苏杭织造每年所造织品，大约是三万余匹，从咱们一家人穿的用的，到赏赐给底下人的，全部都包括在这三万匹之中。”

“这三万匹袍叚料价的折色银，一年就可以收上来一百多万，反正前两年报上来的数儿是一百零一万五千四百两。”

“朕就琢磨着，干脆啊，咱们自己少裁两年新衣，把苏杭织造的这一百万两银子省给辽东，以解袁崇焕的燃眉之急。”

作为一个现代人，朱由校确确实实很不能理解朱明皇室每年竟然能花上约等于总体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银两去裁制新衣。

这已经远远超出“奢侈品”的价值范围，几乎就相当于“高级定制”了。

要知道，他在现代日入两百零八万的时候，都不舍得真金白银地去光顾那些“高级定制”的服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