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所逼出来的“民主革命”（2 / 2）

当时，两税刚刚实施，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朝廷负担不起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李适下出第一步昏招——听从度支判官赵赞的建议“借商”。即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

于是，首都长安的公安局局长韦祯(京兆少尹)亲自督阵，长安城管队长薛萃(长安尉)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大棒伺候。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却只筹到八十八万贯，那些热衷于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的掠夺，酿成了长安罢市商人上街请愿的“群体事件”。

但是，这依然无法满足“维稳”军费之用，而两税法此时尚未见效，只能再开税种。于是，赵赞又想出一条妙计——税间架、算除陌。实际就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

旧唐书记载：“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市主人牙子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子者，验其私簿，投状自其有私簿投状。其有隐钱百，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钱十千，出于其家。”

借商引发的罢市尚在眼前，即征收如此高昂的房屋税，犹如饮鸩止渴。旧唐书称：“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百不得半，怨黩之声，嚣然满于天下。”果然，间架税并没有缓解帝国财政的窘迫。当城内一片哗然之时，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得不到赏赐，哗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是中国人首次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的抗争。

纵观中国历史，其实各时期的农业税率并不高。虽然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非常多，但由税负引起直接导致王朝覆灭的并不多。因此，除了朝代末期的制度性失控，各时期的帝国政府对土地的管控以及税赋征收也异常小心谨慎。德宗朝这几起事件，可以说是中国人第一次因为保护个人权利与财产进行的抗争，有着标志性意义。

与欧洲不同，中国商人一直被视为贱民。在皇帝们的眼中，商人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引贾四方，莫可踪迹”，是富裕的流民，难以控制。借商等事件正是这种思路的延续，趁机对商人打压，既可解决朝廷资金的短缺，又可压制商人们对自由、创新以及契约精神的本能。

而在欧洲，也正是商人们一步步将君主的特权赎买了过来，帮助欧洲完成了现代化的第一次转型，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也融入了欧洲人的血脉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对个人权利与财产的尊重。

但在中国，皇帝的权威往往使一己之私成为国家的利益，朝代的更替，更使“皇帝们”意识到，任何人都可能对他们的统治发起挑战。恐惧使他们采取最保守最残酷的方式来统治。防民富、防民主、防民享，于是，中国人本来富有的创造力被一点点扼杀。在两千余年的帝国史中，像德宗朝这样保卫个人权利与财产的火花仅一闪而逝，待它再一次闪现之时，已是八百多年以后了。

（注解：德宗朝为唐德宗统国时期的简称。唐德宗李适，年号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