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與友述志文（1 / 1）

夜自以为无事，检阅u盘，偶然所见旧时题作，故记述于此，留作纪念。

诚书顿首仁兄俊洲：自出都市，偏隅陋乡，时有两月，往来相从不过数面而已，未尝设宴所聚，稍有疏离之感，或未致同事，或与时隔，遂有今日所叹也。遥寄昔日，潜之一隅，忧伤厌世，然幸而遇兄及龚冉二友，时值数月，众亦愤然而行，惟余惧世而不敢为也。于今再会，已有半年之期，世事之变，恐人难料，惟仅惟此，无非伤感耳！

时居于此，渺茫前路不可知，虽心志学术，然无生计之备。今昔两年以来，所多为此烦苦，虽集历代正史加之方志书，费万余，然试问于兄，已有二十有四，不通经史，不晓子集，何敢事学问为终生之志业乎？且今于世，志学问者，自古少也。吾国之学术，自殷周以来，裂道而分之，百家相从，遂分九家，列之十流。秦汉以后，诸家皆败，惟儒最盛，遂为定统之制。汉晋之后，六朝分丛，隋定四部，遂分经史子集。

四部之学者，余所钟情者，惟史学也。夫史家者，为世之一孤人也。集天下之书，载古今之人，明乎天地之变，而悟天人之理，此史家之道也。吾国之书者，惟史盛哉！左语之言、迁固之史、刘章之志，皆史学之盛况也。余于幼时，遇荒野废屋，进屋架前有书而览之，为旧时教科书，后待学史，乃知其为史事也。今修清史，列之纪传，表以图志，然多无史才，采今语为文，非与文言，此非传世之作也。得讯清史之作，甚于吴三桂诸人，亦列载纪，无列汉奸名讳，加以满人多为钞录，恐乱史实，此我史家近代未有之殇也。

余自少而始已萌修史之志，盖寻古今之事、天文地理之变，探学术之源流，以考章明镜，辩其旨要，而欲为之也。然今史书之广，加以历代正史，便多至五六千万字，更加以方志，更是多如牛毛、浩于江海。此数年以来，多为此志而郁郁也。不久前，自与君说，欲重修学业，亦为此也。此余心语，仅家人所知，惟君及一二所知也。此志若与他言，必笑而讥也。然与兄交，乃萍水之聚而已，亦少交际，无久聚之筵席，终有一时之欢悦，无敢希冀于伯牙断琴、嵇山绝信，惟念于今，视兄为友，姑妄而说也。

自往年欲作小说，多有试笔，却无恒久之心，每至案上一二刻便弃之而去，无怪乎今时之状也。余之所病，多思不学而一懒字，致书终不可制，吁吁而已。思之往事，念乎旧人，遂而痛己发愤，然无钱利致足乌行，至璧山，过百里，复夜月余，效事于氓隶，峨眉所不耻，神志而恍惚，心念念而愤然，然度日消困，若夫与此，未有之辱也。

盖大丈夫者，无却安国定邦之才，亦非文学之士，上负天地，下负父母，与夫亲朋多惧，诚乃耻也。自识俊洲兄以来，思绪幽绝，惶惶难以终日，念其识见、学业均胜于我，却陷眼下之难，贱籍混乎群氓之间，无复书生之质，余亦如此，多恨于己，惟之所念，多为耻也。与尔叹惋，不如倾酒一醉，绝今时之愁欢，或感浮生之无穷，托名利于遗风；或遥游于天际，望明月之皎洁，览江海之辽阔；或于花树之下，寻花作柳，容态姿妍，博美人之一笑也。然势如危卵，久之必难，你我二人必不可久也。今天下承平日久，积弊甚多，弄官多赂，攀比斗富之状日渐甚矣。吾于昔日，与兄论天下治国之策，无非穷民富国之政，民之为草，割而方用，今为国事者，多为肉食者鄙，困都市囚诸于人，绝思而教化之，遂民之愚甚，而愈幸也。

寻自虞夏开基，殷周定伦于社稷，沐风华于列邦，使华夏之衣冠籍于中原，逐蛮夷于四方，始定中国也。秦汉以来，魏晋之变，五胡乱我中原，衣冠南渡去，分却南北，为我华夏第一耻也。隋唐之后，辽金元三朝起北漠之草原，南下牧民于夏。太宗高河梁之役，兵败而归，幽云十六州拱手相让，致北地陷四百年之久，待明定统，方以合一，此第二耻也。明亡清兴，为我华夏第三耻也。

此三耻惟清为之最陋，入我中原，掠其金银，屠之百姓，毁我衣冠，颜色尚者，多被奸淫，时有志士而报国者，然力之难足，遂大好山河落蛮夷之手也。今修清史，忌之民族，策之四方，意汉夷相合，勿敢而罪也，非史家直书之承，无之史德，后人何以信法。余览前辈史人，尚有定伦社稷，有别夷夏之念，而今后学，姑妄书之论之，非史家也。

在此录其两文，于其下：

史所别统系，故国家以重之，名人之于后，而不敢乱法也。然人欲之不足，而致天下之欲盛，是天下之兴亡，会欲于之一体，而所亡也。史所别故事，乃因史而鉴之。天下之事理，因循前人之故，非虚空而生，史家之言，非乃当世之书，乃为后世而作。今史家不下百家之盛，然具史德者几人何？又载其史才者，几人乎？甚于今者，修一代史，采今语为书，乱史家之文法，后人必诋也。史之所文，乃曰简字，以十字而通百言之义，为史笔也。史之所载，必以简文，天下史籍之繁多，通一书之述，若不简，鬼神读乎？以廿四史之籍，嫌字繁多，何况清史之作，既以敢做，休惧后人所毁。

为史之德，乃云史事之真，后学而考其事也，若无史德，焉得流传。魏收所作之魏书，真乃秽史耶！非也，魏收做史之时，世族林立，帝王以言难收，常言做史乃为后世所书，方可无有曲笔。收因时势，史文潜于字义之中，故千载后收书亦为传世。左传曰：“郑伯克段于鄢。”其一克字而义出矣，郑伯弗兄之德，段不悌也。又以史文之质，不简焉见史识。刘知几所言做史者，具学才识之三才，章学诚以史德相举，余则言之史情，会通五才者，做史方确，真性情也。

何云史情也？人之无情，未所闻也。凡为人之父母，为之子女亲朋，未不免有好恶之言，凡举文者，蕴情乃为至文，然史学亦为人之创，何况乎治史者，绝情观书，尚有何义。史之于情，乃于人也。史事即人情，人之所误，事则误矣。况为史学家者，何人通百家之义，妄言天下之学，吾一人备之，无误矣。何人敢论？

案刘知几谓史学三长，曰史学，无非学史之时而得之所物，史识即直笔也。才乃做书之能。夫此三才者，千古所载，何乎云得史法也。章学诚即以史德相抵，言史学之人，先具史德。故史德之于史家，为第一义也。若无史德，后人何以信法，故此发以四论，自清后，为史家之常论也。然何以史情相举也？人之记史，记言或以记事，史之所载，盈天地之间，无所不包，马端临所论史，不过治乱兴变，典章礼仪，二者也。动静相合，史之所变也。然人之时间，之于空间，之于人生，何不发感慨而之书也。史迁之史记，流乎于情，方以动人，所谓无韵之离骚，本乎于情也。

史家之见于义，辩之人物，观其事迹，若不生情耶！书此人物，何不生情耶！即文字之于义，情理相合方为至文。然史情之史文，流落片刻即也。观史记之书，深情之语比比如是，与汉书之谨严，失之甚矣。史情虽具文情，然史事求实，不可云乎情。史迁所做史记，诚乃史学百代之法，然观乎所载人物，人情泛滥，则不免令人失叹，史家载之人事，幽深处发乎情即也。但凡做史者，必不能如司马迁之泛滥性情，则必乱史实也。

史情乃为史之义，亦为书之人所发乎情也，或遥寄百代之后世，或思当下之非，观天地之阔、江海之竭、风雨之荡、人事之变。上寻百代之故事，考百家之典籍，案以文字，一一记之，页页书声，黑白之间，孤情作书，点点灯火，字字泣血。观人物之生死，发乎情也。载古今之变，发乎情也。盖以自序书史之旨要，后世何人观此书也。皆史情也。史书之于史家，即义也。作书别于本纪、列传、典章礼制，染情而书之，文字虽以平易，皆史家孤语也。凡大史家者，即一人之力而撰书者，具此史家五才，乃能做史。惜今具此五才者，已无人矣。

史法者，乃史人之书，而代代人继之也。师法之于古今，造极于当代，流传于后世，此史家之责也。今之史学者，非具五才，何敢修史乎？

于其二：

文之最者，合知情意之韵，亦通史家三长也。诗以言情，文可言事，情韵相生、文理兼备，纵不为至品，亦乃一时绝好之文章。文何以贵？其意也。

文之所知，乃眼界豁然之识，亦史学之学也。情者，文之蕴神处，或知作者所发之心，或触我之境，而知文触情之深也。何乎其意也？意通义也。经典之所以传世，皆备此三才也。知文章之条理，而不敢乱文法，读古今之书，而不敢轻薄其文章，亦不轻议其文家也。此乃文知亦文德也。情蕴文章之中，深思方以晓味，或以生悲，或以动乐，通文之笔墨，文之遥寄，故以情也。意即文境之触，知人生之处也。故俱此三者，多以传世也。

此二文信笔而书，为有自得而书，稍有读书之识，见录于兄，望不弃也。又思其同处，何有一往情深？俊洲兄，所钟女子尚以成婚，余所慕者，乃一孙姓淑女，然迎人所好者，非久长之道，一朝吐露，再无佳会之缘，惟今书之与听，同是天涯论落人，故念而已已也。言非所以，草草成文，既无重事，亦非陌人与游，寻有天地无穷，知己几人？无非时之所知，而一如孤人，世绝利而交者，自古少也，故为此而作，酬谢兄也。

诚书顿首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