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二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1 / 2）

武昌的罗绣锦被搞得焦头烂额，北京多尔衮的日子也不好过。

首先是他太穷了。

入关以来，征战不断，耕地大面积荒芜，人口大量逃亡，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年终统计，钱粮岁入九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可是仅各省兵饷一项，每年就要用银八百余万两，留给朝廷的经费不足二百万两，根本不敷使用，赤字高达八十七万五千余两。

没有银子，他就只好克扣官员。

大清的官其实挺惨的，俸禄沿用明制，七品知县的年俸只有银四十五两、米四十五石，本来就很微薄了，就这还领不到，不仅领不到，而且还得额外捐银，“替君分忧”，再加上衙门里胥吏衙役的薪水也要官员自掏腰包，人情往来、孝敬上官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相当于给皇帝家打了一年工，到头来不仅领不到工资，还得拉饥荒。

这谁受得了？

于是一些清水衙门的官员纷纷辞官，而各地州县的官员无不借端私派，每有一项正税，即有一项加派，大州大县派至三千两，其次一二千两，除此之外，夫役匠役有派，河船马船有派，炮车铅药器具有派，还有加耗、茶果、仓书、斗级、纸张、量斛、看仓、水脚、垫舱、神福等等五花八门的费用，搞得民间苦不堪言，其实也并不比明朝时的日子好过。

朝廷克扣官员，官员搜刮百姓，这本是“常情之所难免”，所以顺治元年十月十日的诏书，“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司征收钱粮，止取正数，凡分外侵渔、秤头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者，严加禁约，违者从重参处”云云，其实只是一纸具文，没被也不可能被落到实处。

多尔衮对这种情况并非完全不知情，但是仗不能不打，饷不能不发，与其克扣军饷，不如克扣官员，只要手里的兵还能打，还听话，他就不怕民怨沸腾，民变迭起，实在不行他还可以甩锅，说是朝廷的经是好经，却被底下的贪官污吏给念歪了，反正有兵就能挨得过去，等到天下的仗打完了，再着手整顿吏治也来得及。

既然这样，那就得赶快把仗打完，可是先打哪边，却让他颇费思量。

李自成是他唯一重视的对手，按理说应该先打湖南，所以一得到李自成没死的消息，他就把阿济格派了出去，可是“苏湖熟，天下足”，江浙是赋税重地，他也不能不重视，尤其是在收到洪承畴的奏报之后，得知江南各地的抗清势力仍很活跃，甚至连江宁（今南京）城外都有不少村镇“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更是觉得事关重大，不可轻忽。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蒙古苏尼特部的腾机思好死不死的，竟然在这个时候趁机造反，率领部众投奔了喀尔喀部的车臣汗硕垒，并且引起了吴班代、多尔机思哈、蟒悟思、额尔密、克石达等部的响应，也都纷纷投奔了硕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