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洛朔党争（2 / 2）

礼是好礼，可问题是制定礼法的叔孙通因为跟随了多位君主而被人诟病，汉礼推行的越广泛，叔孙通的名气也就越臭。

苏轼说的枉死市叔孙通啥意思呢？就是说跟着叔孙通一起打天下的人全死光了，就剩叔孙通自己，人家不仅活下来，还制定了一套礼法来约束别人，你说气人不气人？

朝里当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听苏轼这话那就是当场哄堂大笑，把程颐给气的啊，好你个苏轼，就你能是吧，你给我等着。

程颐没有等太久，当年十二月，朝廷举行制科考试苏轼任主考官，除了一道题，说仁宗忠厚，但百官很多懒政，神宗励精图治，但百官很多刻意逢迎造成不良后果，应当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时任左司谏的朱光庭是洛党，看到考题立马上疏，弹劾苏轼诽谤仁宗和神宗。苏轼一看形势不对，这样下去又成乌台诗案了，于是马上上疏申辩没诽谤先帝的意思。

右司谏吕陶是蜀党，上疏弹劾左司谏朱光庭是程颐的朋党，因为苏轼曾经嘲讽过程颐所以蓄意打击报复。

一大堆奏疏送到宫里，有人为苏轼撑腰，高后一向爱惜苏轼才华，对所有弹劾奏章统统不予追究，强行把事儿给压了下来。

蜀党一看高后向着苏轼，非但没能息事宁人，反而开足马力攻击程颐，程颐实在是招架不住，自请外放，不玩儿了。

洛党哑火了，朔党又开火了。司马光原先旧党团队的核心人物很多都是北方人，司马光去世后，这些人抱团也形成一派人称朔党，时任御史中丞的刘挚、给事中傅尧俞、谏官王岩叟等人都属朔党。

朔党是坚定的旧党分子，而苏轼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已经表现出了政治上的不坚定，尤其是与司马光在朝堂上的争论，更是被朔党视作背叛旧法。在朱光庭弹劾苏轼之后，傅尧俞、王岩叟也接连上疏，直指苏轼对先帝不敬。

与压制洛党一样，朔党的奏疏也被高后压了下来，其实高后也并非压制哪一方，而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苏轼又是难得的才子，留在朝中是朝廷之福，什么讥讽先帝，太皇太后都不计较，一帮子外人瞎咋呼什么。

可当时的朝廷上，党争的势头愈演愈烈，元祐二年年底，苏轼再一次主持制科考试，这次出题引用了曹操和王莽的典故，又被朔党大做文章，说苏轼在诽谤朝中宰相有曹操、王莽篡汉的图谋。

朔党不停的攻击，苏轼疲于应付，萌生了去意，整个元祐三年一直在上疏请求外放，高后一直不准，最终到了元祐四年三月，高后见实在是留不住苏轼的心，批准了他的外放请求，苏轼出任杭州知州。

回看苏轼元祐年间在朝廷为官之路，发现其实苏轼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若不是高后爱惜才华一直护着他，早就被其他政敌弹劾贬官了，高后到最后安排他去杭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蜀洛朔三党打来打去，难道宰相们都没任何措施吗？实际上，宰相也不愿看到党争的局面，可问题是当时首相吕公著、次相吕大防范纯仁都是旧党，而蜀洛朔三党都是旧党的不同分支，你说你支持谁，打击谁？

就是靠着三党的支持才坐上宰相之位，谁都不能支持，谁也不能打击，只能像高后一样，尽量维系稳定，让大家都消停下来抓紧时间忙工作，多为老百姓做点事儿。

教员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旧党的大佬们辛辛苦苦推翻了新法，到头来换来了更激烈的党争，把国家搅得一团糟，何苦呢？

大佬们苦那是大佬们的事儿，但眼看着要脱离苦海的苏轼却暂停了去杭州赴任的脚步，做了临行前最后一封上疏，为因言获罪的前首相蔡确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