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五铢钱四铢钱铁钱（1 / 1）

中国古代历来重农轻商，但不管什么产品，在流通中都会使用到货币。秦始皇统一货币，货币从样式到重量都有明确的规范，当时流通的货币叫做秦半两，方孔圆形，一两24铢，半两12铢。秦朝短暂，秦末民间私铸货币，实际上的秦半两在重量上短缺严重，有人为得到铜，又把钱币拿去裁剪，所以流传下来的完整的秦半两极少。汉初吕后发现钱币上的问题不少，于是发明五铢钱，直至汉武帝将铸币的权限收归中央，两汉至晋初，抛去中间王莽乱政的数年，四百余年间的岁月中，五铢钱一直是社会主流货币。晋朝丢掉中原，直至南北朝，币制陷入混乱。

货币就是财富，它能用来干什么？对于皇帝，能用来赏赐给臣属，让他们听话好好干活；对于官员，以货币的领取俸禄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当然也可以用来效忠上级；对于百姓，商品交易中用货币比较方便，还可以用来缴税、免除徭役和牢狱。

皇帝如何获得财富？一是通过发动战争，抢别人的，二是通过向百姓收税，当然这个是需要具体的官员们来承办的。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战争频繁，有赢便有输，获胜的国家可以拥有对方府库中的金银，当然最重要的财富是人口。人口增多，农业社会中的的财富也随之增长，国家的实力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后赵在石勒当政期间，采取督劝农桑遣返流民回乡、释放轻刑罪犯等措施，充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石勒还鼓励生育，以增加农业人口。这些积极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石虎当政之初，社会已相当殷富。石虎“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石虎当然也延续了石勒时期的不少政策，或许大多不被史书记载。前燕的慕容皝也很注意发展生产，撤除苑囿，给无地农民分配土地，恢复魏晋以来的屯田制等，社会经济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但同时收的田税比较重。

前秦苻坚即位后，十分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力劝农桑、开放山泽、推广种植技术，征发官吏富豪家奴3万多人兴修水利，也使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前凉的张轨当政时，由于社会较安定，生产也未遭受大的破坏，中原地区大批难民不断涌入凉州避难求生。

皇帝富裕，有钱分给属下，属下当然乐意为其效命。另一边的东晋就比较凄惨，司马睿打发祖狄北伐，只给他千人粮饷，三千匹布，令其自行制造兵器，招兵买马。或许司马睿有远大的理想，奈何囊中羞涩，实力不济。

皇帝当然不怕没钱，只要手下肯效忠。比如祖逖赴命不久便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他是如何获得这些财富的？答案是——打劫。祖逖为了生存，也为了招兵买马扩充部队，祖逖及其手下，常常去劫掠富裕的大户人家。王导、庾亮等人来看望祖逖，发现他家里“裘袍重叠，珍饰盈列”，便笑着问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祖逖也不隐瞒，直言道：“昨天晚上又去南塘（今江苏省镇江市附近干了一票。”祖逖的好友刘琨只身前往并州任职，他的前任已经把人财物全部搬空，然而数年之后刘琨又在晋阳过上了奢豪的生活，他的钱财又从何处而来？或许这哥俩多少受石崇的影响，这位更是堪称魏晋第一富豪，他的财富也是在荆州劫掠富商而来。

连年战乱对货币的影响自然是极大的，西晋灭亡后，以五铢钱作为流通货币的时代便已经结束，更多的是用实物作为货币。金银自然不必说，北方更多的是用帛，南方则用谷作为流通货币。这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农业的根本，正所谓华夏大地遍地是黄金，黄金在哪里？在桑树林和庄稼田中。农业最需要的是人口和土地，遇到战乱，曾经富庶的中原或许凋敝，曾经的荒蛮之地或许更能得到有效开发。

东晋在类似以州为单位的的各加盟“国”下成立。州刺史、数州的都督“忠诚”，便上缴一些金银土产，如若心情不好便顺江而下，反而将皇帝教训一番后劫掠而归。然而东晋在江东的统治期间，将曾经的“蛮荒”之地，开发成富庶的鱼米之乡。北方诸国如遇强主，则秩序井然，否则群雄纷起，战乱不断，但这其中也有对一些曾经远离中原的地区进行开发的一些正面影响。慕容氏在东北地区安置中原的侨民，苻坚开发破败的关中，凉州张氏对西北的开发功不可没。

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或者地区中，各级官员的俸禄主要又是哪里来？大禹将天下划为九州，原始部落制转为地理属性的行政区域。东汉增至十三州，州下辖数个郡国，郡国又下辖数个县。州有刺史，郡有太守，国有内史，县有县令。两晋十六国在州的数量上有增加，但大抵的官职名称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官员本来应该由朝廷定期定量发放俸禄，然而当时皇帝手头紧，能发出去的只有一张任命状。那么官员如何自食其力，自己挣取工资？

史书记载，州级官员一般由朝廷任命，但不少刺史都有开府置官的权限，刺史只需把家属留京做人质。没有俸禄的前提下，州郡都有自己的屯田，官府将这些公田转租给地方豪族，地方豪族又将其转租给自家荫户。这里面有朝廷分配给地方长官的职田，田产可以抵俸禄。此外还有工商业中的税收，例如冶铁、零售（土特产税、经商税等，还有各种临时性收费，比如过河渡船费等。战事频繁时则可以利用对外、对内战争中的劫掠获取财富。

十六国至北魏孝文帝，官员的俸禄一直是个难题。有朝廷认可的职田或许是个好办法，甚至能带动偏远地区的开发。曾经在边疆设置的镇、戍，逐渐转变为州、郡。又譬如更加偏远广、交，当地官员为了获取财富，支持与外国人做买卖，于是广州、交州逐渐物产丰富。

州对郡、郡对县一层层的盘剥，但是有些郡国的地盘也比较大，州府不太容易指挥，时局震荡时，州内数个郡守谋划，甚至也可独自迎立刺史。这就涉及到州对郡县有效管理的问题。有些郡守可以直接由州刺史任命，但这样非朝廷任命的官员，法定俸禄仅有常规的三分之一，并且没有印绶。至于县一级官员，则基本为州府内官员兼任，一方面解决俸禄，另一方面方便管理。按规定朝廷定期派特使到地方巡查，但时局所限，频率非常有限。刺史就不一样了，辖区内比较好巡查。北方诸国比较相信为了便于统治，同样的管理体系，汉人、族人各一套，胡夏甚至出现一州三刺史的情况。反观东晋，州内也有宗室封国，南北基本一致。

陶侃在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附近驻军时，为了打击长江中的劫匪，于是让部下假扮商人流民，乘坐商船当作诱饵。劫匪闻讯果然上钩。然而经过审问，这些劫匪竟然是西阳王司马羕的部下。西阳在今湖北省黄冈市东附近，属荆州江夏郡，荆州的主官是陶侃。或许在那个年代，涉及到钱财，问题确实复杂。

从汉至魏晋，地方政府的财库一直分为内库和外库，国家财库为外库，外库里的钱没有诏令谁也不敢动用，内库也有严格的法令的约束。东晋十六国，这一制度基本形同虚设，朝廷又无法对荫户收税，这就造成州刺史、数州都督特别容易自立造反。为解决这一问题，北魏后期以及南梁只好将州约分越小，或许魏晋时期一县，到后来就升级为州了。

最后回到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的问题上。实物货币盛行，一方面反映受到战争影响物资还是有的，另一方面朝廷的信用太低，毕竟换的太频繁。金属货币，南朝对其特别执着，从开始的五铢钱到后来的四铢钱、两铢钱直至铁钱，金属的匮乏显而易见，但还是痴迷于铸币，这样更加方便对百姓的盘剥。不仅是铜匮乏，金银也十分短缺，从皇帝对大臣们的上次便可开出来。金的上次，从晋末动则数百斤到后来按两来计算单位，银也是如此。有人将金银的匮乏归咎于制作宗教礼器，或者对外贸易中金银的大量流失，实际还是时局不稳带来的因素更多一些。金属矿藏的开在，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链条，这就特别需要一个稳定的时局。

或许这些都是铺垫，南北朝结束后，众人期盼的盛世终将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