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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秋节，马店村学校临时组织了一次欢迎会和对全校教师的表彰会。一方面，欢迎刘巧玲老师的加入和高加林老师的回归；另一方面，是为了庆贺这一年中央政府给予“教师”这个弱势群体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这次自发组织活动是建立在当时国家对“教师节”的恢复这样的大背景前提下进行的，当然，为此而狂欢的也包括全国各中小学。

早在3月份的时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案。提案指出，教师担负着培养四化建设人才的重任，应该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这个提案迟迟等了接近5年时间，至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一致通过：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当然，有关历史原因，中间的有些艰难历程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说。需要做点简单说明的是：以1977年恢复高考为标志，中国迎来了教育的春天。但是，由于在“文革”中，教师这个群体因为是“臭老九”而备受歧视。到了80年代初，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地位低，依然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当时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先工商，后财贸，去哪也不去学校。

这样的背景导致中小学严重缺失教师，不得已只能在民间扩招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没有编制，早期的报酬就是工分，工分再折算成粮食、谷物、油料等。而这些工分是大队里从各个生产队摊派出来的。所以，民办教师在这个阶段的选聘、任用、辞退、转岗、待遇基本上由大队决定。

从80年代开始，民办教师的管理逐步走向规范，使用指标已严格控制，在增加民办教师的同时，又联合国家教委等部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民办教师执行：“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稳定和巩固了这一特殊时期的教育现象。

至1985年9月10日当天，国家主席李先念发出《致全国教师的信》，中国各地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并在教师节期间20个省市共表彰11871个省级优秀教师和个人。

历史是多面的，有黑有白，《光明日报》报道的北京“怀柔事件”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但我们需要承认，在农村，“教师”这个职业，还是满吃香的。

其一：大部分农村老百姓对“教师”这个职业是挺敬重的。当面或背地都称之为“教书先生”，跟社员们相比较，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其二：工作相对轻松，集体化时期，普通社员都要参加繁重的集体生产劳动。而上学讲课，虽然学校校舍简陋、条件差，有句话叫“土台子、泥孩子”，但总比田间地头强，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其三：相对较好的待遇，民办教师也是靠工分计酬。只是这个工分计算有点特别。大队小学所有的民办教师都回自己所在生产队计工分取酬。工分标准是按照同龄人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定。举例，二十岁左右的民办教师，他的同伴中在生产队评定什么样的底分，他就参照拿同样的底分。注意是按最高的定，不能按最低也不能按平均。这就体现出了农村对民办教师的重视和优待。

除此之外，当年的民办教师每个月还有5元的生活补贴，至80年代，增加到7至8元不等。这笔钱由大队统一出，不需要生产队拿。至于这笔钱到底是由大队出还是国家补助，我们不予深究。

顺带说一下，民办教师是不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的，却要按最高标准计工分，年底参与生产队分红，分粮食分现金。对于民办教师来说，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和待遇，但对生产队其他农民社员来说，又是不公平的。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教师”这个职业在老百姓心中的份量是何等的受尊重。

高加林就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办教师的一员。

无论如何，尽管“教师节”的确定日期有所延后，这并不影响提前知道的人们要因此欢庆，各地政府部门也是踊跃支持，一些条件好的乡镇，甚至会划出一部分资金来组织这样的活动。

学校把日子选在中秋节当天，同时还有另一层用意，就是要子子孙孙记住，陕北曾经的那段暗无天日的灰暗历史，那是祖先的耻辱，更是对旧社会旧制度无声的控诉。

陕北人的中秋，相较于别的地区的中秋可不一样，陕北人除了吃月饼，还有吃羊肉的习俗。而这个习俗，于陕北人而言，却有些隐晦、有些窒息、有些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