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回：庭济奉命撑危局，敌酋攻心施伪善（2 / 2）

当地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

无疑，冈村宁次是个企图对中国进行长期统治的谋略家。他对日军将佐官兵进行军纪约束，实为攻心之术；对紫禁城宫殿文物表示尊重，也是一种反客为主志在长远之举，一般的小偷、强盗，到人家劫掠财物，拿了就走。冈村的做法是你家即我家，什么也不拿。但整个都是我的，视中国故宫为日本的外府。借用一句中国古语，窃珠者小盗，窃国者大寇。冈村所谋者大，实为中国之劲敌。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日本占领军没对故宫进行抢掠，也有此时溥仪已是满洲国康德皇帝的缘故。溥仪名义上是日本的盟友，故宫系盟友祖业，吃相不能太难看；还有一点，毕竟国宝已南迁，故宫空余乾清宫，日本人不会不知道，与其留下恶名，不如保持亲善；还有北平的文化名人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影响，甚至有这样一点恐不在正史之列，所谓的附逆文化汉奸，如汤尔和伪教育总长，潘毓桂伪警察局长，这些盖棺论定的汉奸，毕竟也是文化人。有清廷的成分，溥仪的面子，即使周肇祥之流，人性之复杂，也并不是非黑即白，在保护中华文化这一点上，良心未泯，也会发挥一些作用。

总之，紫禁城在北平沦陷的中前期，并未遭到过激的外力干涉。

但在北平、上海沦陷期间，几位与故宫素有渊源的文博大家相继辞世或蒙难。

北平陷落后，大藏家郭葆昌坚持民族气节，一直不肯出来为日伪政府做事，对曾为好友后来当了汉奸者则更是引以为耻，断然与之绝交。比如王荫泰曾经是他的好友，王出任日伪建设总署督办前，郭葆昌曾多次规劝，但王置若罔闻，终于当了汉奸，郭葆昌就不再与他来往，病重时还拒绝王去医院看他。

郭葆昌对所藏瓷器，宁肯作为商品出卖，也绝不用以阿谀讨好侵略者，他一直不断念叨着将来抗日光复后将余下的瓷器交给国家的意愿。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希望向老友福开森把藏品捐赠金陵大学一样，希望把毕生收藏的瓷器捐赠给古物陈列所或故宫博物院。1942年，郭葆昌病逝于北平的“德国医院”，时年63岁。

1941年12月大维德爵士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当时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对日宣战，美日互为敌国，大维德爵士夫妇被日军在上海关押了9个月。在关押期间，大维德爵士患上了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肉萎缩症。1942年8月大维德夫妇与其他一些美英国人与被关押在非洲东海岸的日本侨民交换得以释放。

同期，珍珠港事件后驻京津的日军与特务机关开始缉拿美国人。福开森此时夫人已经病故，孤身一人住在北平，日常以研究古物、著书立说为务。因福开森颇有声望，年纪又大，遂被日军软禁在东城喜鹊胡同3号的家中。1943年12月，经中立国瑞士出面斡旋，日军将已经患病的福开森，随日美两国交换侨民被遣送回美国。两年后，福开森长眠于美国波士顿。

1942年6月3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内务厅次长祝书元为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要求张庭济等留守人员与其合作，张庭济恪守上级交代尽力维持之密令，以退为进提出如需合作，必须保持“章制不变、组织不变、旧员不裁”之“三不”原则，否则实难从命。祝书元声明只是奉命维持，并非接收，也没有人员、物品交接仪式与事项。故宫博物院原人原事，概不变动。只带来随员齐之彪为院长秘书，张庭济仍为总务处长。

祝书元，字读楼，一作竺楼，直隶大兴人，原为中华民国内务部朱启钤部下，也是文化人；齐之彪则是中共统战要员齐燕铭的父亲，也是位书法家。这种卡位，避免了居心不良者的染指。

1943年12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训令，令古物陈列所合并入故宫博物院，行政权统归祝书元领导。

祝书元既是伪政府官员，本身也是位书法家，作风比较温和，也应该是国共抗日统战各方积极争取的对象。在其任故宫代理院长时，祝书元很是尽心尽力，亲自撰写《故宫导游》，主导故宫博物院中路、东路、太庙及景山对社会公众开放。

在此期间，祝书元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藏了一些流散在市场的古书画和当时北平著名书画家的作品。

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残酷的战略相持阶段。中日双方比拼的除了毅力还有战略资源，日军要支撑其庞大的战线，战略物资已明显不足。驻华北日军在占领区发起了一场铜品献纳运动，强制征收民间的各种铜铁制品，用来回炉制造子弹、炮弹。故宫代理院长祝书元出面向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强调说故宫里的东西，不是一般民间使用的器物，是文物。即使是碎了、破损了，都不能擅自处理。但是秀才遇到兵，仍无济于事。日军先是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1尊，铜器若干，后来三大殿的铜缸54件以及另外2尊铜炮也被掠走。

在北平沦陷期间，由于故宫博物院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只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但游人寥寥，门庭冷落。无奈之中，做有为之事。张庭济于是率领留守人员开始对故宫主要建筑实施测绘工作，内容包括中轴线主要殿宇和城阙角楼。这也是自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古建筑测绘，得图纸、照片及手稿36余张，为故宫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