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王安石言事（1 / 1）

王安石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可以获取许多帝国的经济数据，这是做地方官或在其他部门难以得到的。三司是一个奇妙的机构设置，是大宋政治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

唐代的三省六部中三省也称政事堂，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工是明确的。中书负责政令编制，门下负责审核，尚书省由六部组成，负责执行。六部就是国家的六根巨大支柱，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中，任何一个部的尚书、侍郎都是一跺脚地动山摇的实权派人物。因此尚书省看似执行部门，权力在政事堂内部都大的不可撼动。中书侍郎、门下侍郎这些宰相的权力也特别大。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皇权渐渐吃不消了。就有了大宋朝将户部、财政方面的事务纵切一刀，交由三司管理。将兵部、部分吏部的职责再切一刀交由枢密院负责。其他几部也被打的七零八散，大宋朝的官员有横有纵各自为政。似乎都在管事，但谁也管不了什么事，责任不清相互制约。赋予你职责的，不授予你条件，让你没能力管。授予你条件的，不赋予你职责，让你管不着。连官职和差遣都是分离的，官职只体现官员的俸禄，差遣才体现官员的实际影响力。叠床架屋的混乱官僚体系到了仁宗朝已经混乱不堪了。

王安石在度支司看到：在太祖开宝年间军队达到了三十七万，太宗至道年间达到了六十六万，仁宗庆历年间达到了一百二十六万。大宋的军队可都是募兵制的职业军人，所有开销全由政府支出。太祖时期的经济数据王安石已经很难详查。太宗至道年间，收入是两千两百二十五万贯，每年还有盈余。过了不到二十年，真宗天禧年间，收入达到了一万五千零八十五万贯，支出达到了一万两千六百七十七万贯，也算略有盈余。可怜的大宋子民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财政收入增长了五倍，却始终赶不上支出的增长。到了仁宗嘉祐年间，赤字已经达到了两千万贯了。百姓干的越辛苦，国家越贫，百姓越困顿。可见帝国的财政状况一点也不比帝国的军事状况好，进入了怪圈。

大宋皇帝害怕掌兵的武将权力太大威胁皇权，就让枢密院与三衙分割调兵与练兵的权力，三衙管军事建设，枢密院管调遣。让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结果皇权稳固了，但需要年年向辽、西夏割地赔款。大宋皇帝害怕宰执的权力太大威胁皇权，就把政务分割，使其之间互相牵制。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贫国弱兵”的局面，史称“积贫积弱”。国家积贫积弱，但只要不颠覆皇权，都不会引起大宋皇帝与士大夫的重视。赵宋朝官家邀请士大夫“共治”的不过是“民”，根本不是“国”！难怪有人说，至于国事之权宁可交给外戚与宦官，也不会分给士大夫。好在文人有智慧，把这个概念模糊处理了一下，就不区分“国”和“民”了，就叫官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吧。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王安石和许多士大夫一样都“以天下为己任”。他顾不上吃夫人刚从开封街头卖回的热腾腾的包子，拿起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言事书》。由于洋洋洒洒万余字，也被称为《万言书》。创作这篇上仁宗皇帝的《言事书》特别有王安石作文的特点——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的《言事书》详细的论述了帝国财力日以困窘，风俗日以衰坏，患在法度缺失。缺乏培养专业性人才，没有科学选拔人才的机制，没有合理任用人才的制度，没有依法管理人才的体系。另外，政府在理财方面也极为不专业。有人称此文为秦汉以后的第一雄文，文中并没有具体的写出改革措施，但却把帝国的弊病看得一清二楚。

王安石小心的论述了，朝廷立法齐备，哪方面都不缺，为什么还是要说法度缺失呢？那是因为政令虽齐备，但大多都不符合先王之法。王安石把符合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的法令称为先王之法，因此他强调学习先王之法就是学习他们活的灵魂。由于现有的这些法令都偏离了事物本质规律，必然造成“有法不依”的局面，进而显得法度缺失。

王安石还深刻的认识到一个现象：法令总在不停的补充和修正，为什么总还是在偏离事物本质规律的轨道上呢？那是因为有能力的改革家少之又少，士大夫对国家的性质也没有洞察清楚，误认为国家就是皇上。所立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很少注意到如何发展生产力。

王安石又暗指“庆历新政”，分析了历史上的改革失败的原因。他说，朝廷曾经想有所作为，进行变革，但是对利害关系没有谋划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改革就进行不下去了。即使树立了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好的制度，那些被触动了利益的人还是会想尽办法破坏它们。他们的破坏力远比新制度的建设能力要大得多。反之，如果谋划成熟，减小反对的声音，那些符合事物本质规律的法令就会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而不是像现在一样越走越偏。

这样的一篇雄文送到了仁宗皇帝那里，仁宗皇帝读了读，又放下，放下后不久，又拿起来读。几次犹豫之后，还是最终放下了。嘉祐四年（159的仁宗皇帝已经五十岁了，这时的他更着急的是生个儿子继承大统，不会把改革的事情放到心上。仁宗皇帝对王安石的这部大作没有做任何回应，但对王安石这个人还是颇欣赏的。王安石没有等到仁宗皇帝的回应，却因为这篇雄文迎来了京城士大夫的热情关注。士大夫群体似乎找寻到了一位正在冉冉升起，能为大宋革新谋求出路的新星。

由于这篇《言事书》的巨大影响力，来王安石家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一天，知太常礼院韩维来到王安石家。韩维算不上陌生人，他是韩绛的弟弟。韩绛是王安石的同年，庆历二年甲科进士第三名。韩维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把折扇，这可是件稀罕物。这是王安石第一次看到可以折叠的扇子，扇面上画着外族样貌和服饰的人。王安石很好奇，拿着那把折扇仔细端详，不断点头，称赞！

韩维道：“介甫认为大宋之政必须要革新吗？”

王安石笑道：“不革新，君之折扇如何放进袖子里？”

“这把折扇可不是革新来的，是倭国传入高丽，贸易至汴京的。我哥前日给我的。”韩维把折扇递给他，“介甫喜欢拿去就是。”

王安石拿着折扇给韩维扇了扇，递还给他。笑道：“您还是自己留着吧，我胖，要用大蒲扇风力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