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七章 成就东坡（2 / 2）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显然能把一切看作梦，苦难就没有多么深重了。但这显然是不够的，即使把苦难看得不再深重，苦难仍在那里，苏轼需要进一步看透这一切。而真正帮助他参透这些的，是他身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朋友。这些底层朋友中有侠义之士，也有卖药的、卖酒的、种地的。苏轼就常常和在树荫下休息的老农攀谈，他也学会了多听少说话。

苏轼曾问老农：“老先生，‘青苗法’便民吗？”

老农反问：“什么是‘青苗法’呀？”

苏轼说：“官府向百姓贷钱，夏秋两季还利息。”

老农说：“那有什么不便的呀？我们家也贷过。要不然我家这地都不是我家的了。种自己家的地，心多踏实呀！是不是？”

苏轼问：“那利息还得上吗？”

老农说：“四分利，受官府保护。如果还不上，还有谁贷的利息能还上呢？”

苏轼接着问：“如果不愿意贷，官府会强迫吗？”

老农说：“您是不知道啊，并不容易贷到！我是老了，很多丁户多的，都想方设法的多贷，拿到这钱有的进城了可以周转货物，有的在田地修水利，修完水利官府还给奖励，地里的庄稼灌溉好了，钱也不需要自己垫。”

这和自己在朝廷，当知州时听到的都不一样。如果不是这次被贬官居无定所，他也不会遇到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即便是路过州桥他也不会去和市井攀谈，即便是在杭州也不过是去望湖楼写诗，眼中的都是盛景、美景，听到的都是富商大贾、官员的声音。这些说话的人再也不能放出高利贷了，官员之家还需要交助役钱，他们对新法的意见都很大。现如今走出了那个洞穴，不得不直面底层百姓，看到的竟然是另外一番景象。

苏轼也从骨子里反省，他作为一个通过自己努力而成为大宋官员的人，作为社会的优秀分子就应该受到特别的优待。但“乌台诗案”改变了他，他认识到这些社会底层的百姓是多么值得同情，在世态炎凉的悲情世界里，是这些底层百姓给了他温暖。苏轼变了，他变得更加同情底层的百姓，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开始逐渐理解了他的前辈王安石。

更让苏轼有了新的认识的是大宋此时就是一副“盛唐气象”，他写到“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就是自己一直抨击的新法？大宋的新政不是像司马光说的那样，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少苏轼在相对落后的黄州看到的不是那样的景象。而元丰年间丰收的盛世，正是熙宁年间的新政直接开创的。

他在《答李端叔书》中作文：“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他谈到木有树瘤，石有条纹这些都是病态美，他更想说的是他的诗文很美，而他以前作文似乎没有载对道理。他检讨过去的自己总是对并不清楚的政策、是非议论的滔滔不绝，而这正是自己的弱项所在。他甚至还在这样的表演中收获快乐。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认识到了这些，实在是常人难以做到的。也许这段经历也是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过程，从而克服了认知上的偏见。从这点上说，苏轼又是幸运的。

苏轼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黄州城的东门外的一块的坡地上开始了并不能养活自己的耕作。他真正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依靠朋友、身边人的接济。但他发现现在人们愿意帮助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高官，什么蜇龙，而是因为人们喜欢他写的诗文。一个有才华的人未必能成为什么政治家，但却一定能成为诗人。从此，苏东坡就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虽然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没有见过王安石，但苏轼却开始了和王安石的神交。苏轼不知道的是，王安石在退居金陵后读了很多他的诗文，常常拍案惊奇，赞不绝口。从此，他俩无论是见与不见，都只剩下相互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