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由汉武帝至王莽】（2 / 5）
三、更戍。即兵役。
古代农民本无武装，战国以下，既征共赋，又编其丁壮为军队，于是农民于纳赋外又须从军；而“从军”与“从役”两事，在当时观念上，往往不易分析。故汉人更戍凡分三项：
（一中央政府之防卫此名“正卒”，年二十三乃为之，以一年为期。古制二十成丁，授田百亩，三年耕有一年之畜，故至二十三乃可为正卒。三辅来者为“北军”，掌卫京城；郡国来者为“南军”，掌卫宫门。汉帝以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又郡国材官、即步兵。骑士，亦称“正卒”，期亦一年。农民正式服兵役者凡二岁。于每年之九月都有“都试”，即大操也。
（二边疆戍守此名“屯戍”，亦名“繇戍”。天下人皆直戍边三天。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列。亦每年轮值。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戍边以三日者，古代封建侯国，四境相距不甚远，故国人得轮值一日以均劳佚。秦既一统，乃适会稽戍渔阳，陈胜、吴广遂以揭竿而起。汉人变通其制，许有过更则可无秦祸。
汉兵出于民，往来繇戍衣装皆自补，远征则食其郡国之粟，惟卫士得衣食县官，罢遣侑享。因此，汉无养兵之费。
（三地方劳役此名“更卒”。一月一更。即每年轮值一月。次直不往，出钱雇贫者，月钱二千。亲服役曰“践更”。贾捐之云：“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
此种负担，在当时已为极重。尚有郡国对中央之贡献，其详不可考。
汉书食货志在李悝尽地力之教，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晁错并谓：“百亩之收，不过百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尽地力之教未必真李悝语。且农民经济变动较少，可以推见汉初情形。董仲舒则谓：“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戌，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农民在无可聊赖中，苢先是出卖耕地，出卖耕地后生活不免更苦。
董仲舒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较国税重十五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荀悦云：“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聚强之暴酷于亡秦。”故汉文之轻徭薄赋，仍无救于社会之兼并。
其次只有出卖妻子乃至于出卖自身。如此则算赋、更役等负担皆免。汉制奴婢倍算，然自有主人负之，与奴婢不涉也。此为汉代奴婢盛多之来源。
汉代公私皆盛畜奴，蜀卓氏至僮千人，程郑亦数百。武帝时，杨可告缗，得民奴婢千万数。元帝时，贡禹言官奴婢十余万。盖有犯法没为奴者，而不能完租赋、践更役亦属犯法。则自卖为奴与没官为奴亦正等耳。自卖为奴犹较自由，有乐生之望，毋怪汉民自愿卖身之多。后代不征丁口税，则不需出卖为奴。
否则亡命。即脱去籍贯，流亡他乡。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因其别有可图之利。是为“任侠”。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汉初社会之中层。
（二商贾与任侠
当时商贾经营事业，据史记货殖传所载。约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诸项。这些事业，第一有待于山泽禁地之解放，详第五章第二则有赖于大规模之奴隶运用。
货殖传所举当时大富，如铁冶、鼓铸、烧盐、转毂即运输。诸业，均有待于众多之人力。即其所言末业为贫资，如种树果菜，如畜养豕鱼，如屠沽，如贩籴，如制器漆髤，如皮革杂工等，亦待奴役以为操赢之算。大抵其时所谓商贾，以工虞农牧为本，以转贩居积为副，故奴婢为治产一要素。齐刁间收取桀黠奴，使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班固以“马蹄噭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并举。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遂富于大将军霍光。汉乐府：“孤儿命当苦，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褒僮约，列举操作项目。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则作于家贾于市者，皆奴也。其时奴隶率利用于制造及商业，而农业则己进为小规模的耕作，并无附著于土地，随土地而买卖之“农奴”。奴隶生活待遇亦优。可以有家室、财产、儿女，甚至连车骑、交守相，此与欧洲罗马农奴不同。
以钱币买奴力以逐利长产，经营货殖者为商贾。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则为任侠。墨经：“任士损己而益所为。”韩非八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史记游侠传谓：“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厂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此如顺风而呼。而布衣之侠靡得而闻。”是战国任侠本指四公子辈广招宾客而言。汉书季布传注：“侠之言挟也。”其时贵族阶级犹未全泯，故有力挟众。汉兴，而闾巷之侠起，正可见世变。儒、墨皆不重侠，后人即认儒、墨为侠，非也。
任侠之所舍匿，则曰“宾客”，然宾客与奴婢身分无殊。同样逃避国家课税，失其为公民之资格。任侠既以意气肝胆匿亡命，则亡命者亦出肝胆意气感激相报，乃至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类，无所不为。后人乃渐以此等为“侠”。而此一团体之生活亦得维持。任侠之权势与富厚，乃与商贾亦略相当。濮阳周氏舍匿季布，置之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至鲁朱家所卖之。则任侠间亦自有大批奴僮相卖买矣。
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一得其财富，一得其权力。吴、楚七国反，周亚夫至洛阳，得剧孟，曰：“吴、楚宁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其权力可想。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政府之尊严，只要政治上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故司马迁称货殖富人为“素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