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大明缺马的原因（2 / 3）

“且北直隶地区和南直隶江北地区为‘计地养马’，山东、河南和南直隶江南地区为‘计丁养马’，自此之后，直到明亡，民牧的所有变化和改革都是建立在这十二万五千匹种马的基础上进行的。”

朱由校飞速计算道，“按照明仁宗先前定下的两年纳一驹的标准，弘治六年之后，这民牧地区参照母马十万匹的这个数字，每年应纳驹为五万匹，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庞大，但已经相当可观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既然这五万匹是定额，那么如果人口一直增长，田地不断地被开垦，对于老百姓来说，这养马的负担应该是越来越轻才对啊。”

启明道，“不错，明孝宗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事与愿违，到了正德朝时，太仆寺卿王济发现，这马户交上来的马驹皆羸弱瘦小，起俵能用者，百无二三，种马之额，亦多亏损。”

朱由校惊异道，“这是为什么呢？”

启明道，“这就要再说回那寄养马啊，土木堡之变后，朝廷要求南直隶每年选七千匹马解俵至北方寄养，尔后成为定例。”

“而由于南方马较为矮小，到成化年间，便改成了每匹马折银三两，由官府拿钱再购买寄养马骑操，这是民牧折纳的开端，也就是说，南直隶百姓每年可用白银折抵七千匹马中达不到标准的部分。”

“当时课驹标准是两年一驹，但是‘每驹一匹，喂养三年，方可起解’，也就是说呢，这马户要完成征收标准，三年内家里大约要养三匹马，即一匹母马加两匹小马。”

“如果起解不及时，积至四匹、五匹也是大有可能的，这每年的草料费用，就至少不下十两银子，负担十分沉重，这养马啊，是一个漫长消耗的过程，百姓要养出保证朝廷所要求质量的军马，必得全家出动，朝夕喂养，这就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而且除了太仆寺之外，地方州县也有一套印信文簿，用以管理孳牧和种马，若种马有问题要买补，就需要医兽、群长到州县核验簿籍后才能进行，州县管马官员必须一年四次下乡查点，称为‘比较’，这些往往都可以成为另一种科敛的契机。”

“州县管马官每一次下乡，马户都要负责供给廪膳、柴炭、纸札，其中细水长流的花费更是不可计数，还有呢，就是解俵费，这一匹马从南方牵到北方，一路上的盘缠、马草加起来就要六七十两，甚至一百多两，远远超出马匹本身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养马之费什一，为马而费者恒什九’。”

“与之相比，在寄养马以及民牧折色出现后，马匹倒死的赔偿标准不过每匹纳银三两，远远少于养马和解俵的成本费用，因此即使弘治年间的马役负担已经大为减轻，但是百姓反而不再如洪武朝至宣德朝时期那般用心孳牧，而是千方百计的减少孳驹，让种马倒毙枉死。”

朱由校笑道，“要我说，这其实是一个好兆头，洪武朝到宣德朝的百姓甘于承担这样高昂的养马成本，并不是那时候的老百姓有多淳朴，而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劳动力的价值。”

“而到了明中期，白银货币化完成之后，这马匹就从徭役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货物，这不是挺好的吗？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嘛！”

“倘或当时任由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这养马业也会跟苏杭地区的织造业一样，成为一个能够良性循环的盈利行业，再也不必啃噬百姓血汗。”

启明兀自一击掌，道，“宿主你跟明武宗是不谋而合啊！正德二年时，明武宗便下旨‘令太仆寺岁取备用大马，止照种马定额，每群派取一匹，其种马生驹、起俵、变卖悉听自便’。”

“正德三年时，又追加了一条，‘令民照种马额数买备用马匹解俵，凡递年孳生不必追究，禁府州县管马不得点视种马，并遗马毋征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