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第一大佛”的“三生三世”（2 / 2）

事实上，佛教从古印度向四方传播的过程中，在每一个哪怕小小的国家都演变和进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当地特色。就像重庆火锅店开到bj，北方人碗里的蘸料不再是香油，而是芝麻酱。东方人对未知力量有着与生俱来的崇拜，喜欢研究些带有玄学色彩的东西。就拿这新昌大佛寺来说吧：

你会发现，这一座江南园林式寺院，其风景不仅带有明显的中国古典文化自然观，还将儒释道的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观念都融入了宗教的智慧中，就像一本厚厚的书籍，阅览得很快，但思考的时间很长。

假如新昌大佛寺的第一任方丈昙光禅师穿越2年“轮回”到了现世，那么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一番景象，佛还是佛，但“教”已不再是那个教了吧。

当然，新昌大佛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印迹和功绩还远远不止这些。

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现存的文字记录也未必准确。

有一种说法是，佛教的传教士在秦朝的时候已经来到中国，但是被秦始皇当异族“坏分子”给灭掉了（这事儿嬴政绝对做得出来。到了汉朝的时候，有一天汉明帝做了一个梦，梦中见有金佛闪现，并绕来绕去地围着自己魔力转圈圈，于是“佛”这个字第一次被记入中国的古籍。后人也就普遍认为，汉朝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

我们来看佛教和旅游相关的这一部分：

早期中国和西域文化的传播融合，一定程度上借助了修行者的力量。古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苦行者们就已经（作为传教师傅在满世界奔波了（估摸着其中就有被秦始皇“咔嚓”了的那一波。不过那会儿没有什么高级的交通工具，日子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一个事儿从西到东再到西，眼一闭一睁，1年，没了。

到了一世纪、二世纪，行走在路上的人，除了商旅、使者，再就是多了好些个云游的僧。

说话间就到了晋朝，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乱八七糟”的朝代，皇帝啥啥事儿都没干成，四处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佛教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日趋兴盛。

都说江南好，千里莺啼，水秀山清，于是江浙沪皖一带的游僧多了起来。公元345年，有一个年少修行的禅师走遍了半个中国，6岁时云游到江左一带的石城山，见此地人烟稀少、满目葱茏，便定居了下来。他一边修行，一边宣讲佛道，身边的追随者越聚越多，茅舍四起。后来禅师给这个“村落”起了个名字，叫做隐岳寺。

这隐岳寺就是新昌大佛寺的前身，“隐岳”是这位禅师的号。他在这里修行了5年，至11岁离世，人称“开山祖师昙光”。昙光禅师初习禅道之时，佛教在中国生根不过百余年，根基未稳，没什么“体统”。而隐岳寺的建立，是新昌大佛寺在“佛教中国化”之路上提供的最初的一份推动力和影响力。

此后，华夏大地上的佛寺越来越多。佛教为儒家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与道家文化融合发展，甚至有很多成语都是佛教故事演化而来。比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从词面上就能看出，在中国，信佛的人内心向往美好的事物、绝伦的风景，追求安稳、幸福的生活。这也是中国很多寺院让人觉得清雅宜人的原因之一，和其他国家的佛教“气质”大相径庭。

比方说我此前去东南亚旅行的时候，发现当地的佛寺们和中国的寺院“气场”完全不同。这么说吧：一些发展程度较低或中等的国家，小城屋矮房破、一马平川，但如果你走着走着，突然一座富丽堂皇、金光耀眼的建筑映入眼帘，那一定是寺院。它们特别地宏伟、华丽、贵重，远离“贫苦”，不可企及。不像在中国（尤其江南，佛寺是平易近人的——比如这新昌大佛寺，是一座佛家思想与江南味道并存且融洽的园林式景区，平和、中庸，待着舒服。

从稳定到兴盛，“佛教中国化”用了5年的时间，历经两晋和唐代。在这个过程中，新昌大佛初具规模，隔壁的天台山上衍生出了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并远渡东瀛；李白、孟浩然、颜真卿等大批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还有夫子朱熹，干脆就在这边办起了“补习班”，顺便写完了《四书集注》。在新昌大佛寺，至今留还存着大量的吟诗题词、墨宝真迹。石城古刹（的大佛，在16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石窟寺佛教文化东南传播的路上，是终点，也是“奇迹”。

如今，新昌大佛寺是一个占地25km2的综合文化旅游区，营造着独属于中国文化的佛教氛围，并将禅意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包括浙江的天台国清寺、杭州灵隐寺等众多的著名（寺院景区在内，如今的佛寺不仅是善男信女烧香拜佛的地方，更是休闲养心、体验风俗、观光赏景的游玩之地。也许过个几百年我们再回来看，把佛寺“改良”成为景区的这一做法，也是“佛教中国化”之路的一个重要蜕变和发展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