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神农作耒（一、二、三、四）（2 / 2）

至此人们终于找到了神农作耒的直接出处。湖南有三湘：潇湘、沅湘、衡湘。“衡湘山水故每以田事制名”，郴州地处衡湘，故嘉禾，骑田岭、耒山、耒阳、以“田事制名”。而田器是“帝之匠赤制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即炎帝神农在郴州的耒山发明了耒，耜，他与后代臣子又在这里制造耒耜。

耒、耜本是两种耕地翻土的农具。耒发明在前是最早的木制有把叉的田器；耜是无把铲状田器。《管子》说：“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后合二为一，把耒为柄、耜为铲的耒耜作为古代农具总称。

《汉书》说“郴（即郴县，耒山、耒水所出……项羽所立义帝都此”，但郴县（今苏仙、北湖区找不到耒山。直到2世纪9年代初，一说“耒水出汝城县南五里耒山下”（《徐霞客游记》；一说耒水“源出汝城县东乌龙白骑山”（汝城县志。总之，耒山在郴州汝城县，已是水落石出。

三、“神农作耒”发掘的意义

“神农作末”，被视作郴州地域独有的人文资源。神农主要活动在郴州一带，并“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这标志着神农在郴州开创了中国农耕文明。而他在这带至湘东“尝百草以为药”，又开创了中国医药文化。早在唐代同光年间，安仁县即有春分、春社时“视社神以祈谷”的盛会，历经千余年形成了全国独有的民俗节日“赶分社”（《中国实业志》《安仁县志》。

“社神即神农，传说神农在安仁尝百草辨药治病，教化先民，从此这里托神农灵气，百草皆药，方圆千里的人都慕名而来采药求医。最早的“神农药”，也出现在郴州（见《全唐诗》沈全期《至白石岭下入郴州》中“涧蓄神农药”句。

于是，安仁人在“春分”“春社”节期间将中草药汇于县城交易，后来，交易发展到了江西、广东、广西、湖北、河南等省，同时，安仁与郴州各县的传统春耕方式，是吃了草药炖猪脚再下田。

至宋绍兴十八年，郴州太守赵不退奉旨劝农，于万华岩洞口立“劝农碑”。既然是敦劝农桑，为何此碑不立田陌上耕地中，偏要选择离城三十多里远、交通不便的骑田岭下坦山万华岩溶洞口？这正说明，地方官吏既有对神农作耒耜于郴州的创业精神和开田于骑田岭下的功德的敬意，又有对神农在万华岩下凿石田、救农家牛的谢意，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对农耕文明、地域文化的尊重、理解与承续。碑文要义“务农重谷，天下为本”，恰与古籍所说“务农重本·…炎氏之遗风”相吻，此碑称得上迄今发现的中国农耕文化第一碑。

湖南郴州在华夏民族文明进程中和中国农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以往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华文明、文化的源头与重心在黄河流域，现通过对“神农作耒”的发掘，可以说随着“炎黄”之炎帝神农对农耕工具的发明推广，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其文明、文化的源头、重心早移到长江流域的中部上游地区了。

因发源于耒水，系湘江流域最长也曾是运输量最大的支流，湘江流域又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区域，中华农耕肇始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湖广熟，天下足”的民摇为何传颂千年，《地图综要》载：“湖广古荆州地，江、汉若带，衡荆作镇，洞庭云梦为池……郴走闽、粤，长沙界江右。……中国之地，四通八达，莫楚若也。……耕稼甚饶……。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这些，足以说明作为湖南最先进入中国上古农业经济社会的郴州，与中华文明发端同步。郴州更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源头，丰富了湖湘文化。

四、“神农作耒”在地方文化发展中的利用

一个地方能出名、能吸引外界，有如人一样，形象很重要。这个“形象”，指的是一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建设风貌、文明素质等外在形式上的综合表现。

由于“神农作耒”发生在农耕初始阶段，又经过漫长岁月的淹沉，一朝发掘，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一个陌生和新鲜的事物。

郴州之为历史文化名城，与苏耽母子用橘井水熬橘叶汤救民的史传和理学鼻祖周敦颐的《爱莲说》密切相关。《水经注》《太平广记》《徐霞客游记》《聊斋志异》皆收录了苏母抚孤、苏耽孝母行善的传说。橘井、橘井观、苏母墓、苏仙桥、苏仙岭合为道教第十八福地，使郴州成为我国“反封建、讲人道、母爱子孝、救难行善、造福一方”的人文思想的原生地之一。受神农尝百草精神的激励，苏耽成为一代少年药仙，“橘井泉香”的典故辉耀中华医药史，连东南亚与欧美唐人街也有“橘井”药店，日本有《橘杏春秋》医药杂志。周敦颐在郴为官三任掘池种莲写出《爱莲说》，塑造了正直高洁、贫贱不移、富贵不淫，抵御外物侵扰的君子形象。各国学者对《爱莲说》的翻译、研究汇成了洋洋大观。因此，像“神农作耒”最适合作郴州城市性雕塑一样，橘树、莲荷最适合作郴州的市树市花。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橘树、荷花的价值颇高。橘柚橙柑浑身是宝，可制蜜饯、果脯、罐头、饮料、酒。莲荷，其花、蓬、叶、杆极富观赏价值；其根茎为藕，既是蔬菜又可作水果，还可制藕粉、奶糊；其果实为滋补品，有冰糖莲子、雪耳莲子、莲子羹；其叶可包烹食物，还可入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