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母亲如是说（1 / 1）

听得大哥这么说，我觉得这话太过偏颇，没有真凭实据，给人有疑人偷斧的感觉。有这想法太可怕：心眼儿小些就有可能怀疑、忌恨身边好友、同事以及街坊邻居的为人。有这想法很伤人。有这想法是病态。这是病态想法。可是大哥真有病，我又不好当面直接告诉他，只好不加辩驳，听他添油加醋述说自己的看法。

大哥犟着他推测得没有错。他言之凿凿，说:“若不是街坊邻居们瞎折腾，瞎胡扯，胡乱说，乱揭发，市公安局咋能注意到咱爸？市公安局的局直警察咋能那么精准就寻到咱家抓咱爸呢？咱爸当时在咱爷爷入股的诊所里当医生。进出都是一身白大褂。那身打扮相当风光，显得有文化，显得有气质，——咱妈说，那可是让人高看着呢。当时我都记事儿了：公安来了五六个人，带着枪。时间是晚饭以后，天黑，家里点上灯了，我还没有睡下。人家不声不响，动静不大，进屋问了咱爸几句话，认定没有抓错人，把咱爸捆起来，推搡着咱爸往外走，直接押到了老县衙。

“旧社会，老县衙是监狱；新社会，老县衙变成了审查站。虽然那地方同样还是关押人，但那一前一后，一进一出，所关押的是划时代的两种人，从本质上说，那两种人可是绝对不一样：前者有功，是好人；后者有罪，是坏人。这是大家的公认，大家公认是这样，这也是历史给出的结论。

“咱爸在那里被审查了一年，由咱妈给送了一年`罐儿饭`。现在想起来，咱爸作了难，咱妈也真可怜。咱爷爷以为咱爸被抓，以后没了指望，心灰意冷，压根儿就没到老县衙看咱爸一眼。也就在那一年，咱家真的就是底朝天来了个大改变。”

我仔细听着。因我早就听说，父亲是在那一年审查过后参加的工作，就职于工商联，也就是在那一年，父亲成为市政协委员。之后为啥退出工商联，为啥不再担任市政协委员，没人跟我说，我自然不知道。我想听大哥把这事儿说完，盼他继续往下说。这时大哥却皱起眉，拍着额头说：“头疼，头疼，头又疼了。”

我知道他经常头疼。他这头疼谁都没办法，吃药也不行。他只能强忍着。我只好安慰他：“要不你先躺那儿歇一会儿，等到好些咱们再说话。”

大哥很痛苦，站起身，跟我摆摆手，说：“这些事儿，咱妈都知道，你让咱妈跟你说吧。”

我把大哥搀扶到床边躺下，抖开被子给他盖上，没再多说，便去厨房让母亲跟我说这事情。

母亲正擀面，听我询问那年月的事情，尽管两手不停仍在擀着面，侧脸望我一眼，抿起嘴，居然半天没吭声。待我又问：“这是咱家很不好的事情，没法直接跟我们后人说?”

母亲看去很气恼，淡淡一笑，像是满嘴都是苦涩，不想把那苦涩传给我，好像又有些豁出去的意思，说：“丢不丢人，谁知道?丢人还能丢过当奶奶的离婚再嫁人？再丢人还能赛过当爹的，为了一点儿家产把亲儿子告上法庭的？这都是你家长辈们干出的好事情。不说都生气，说了还不气死人？”

见母亲说出这话脸有怒色，我笑了，说：“我问的是我爸被审查的事情，你咋又扯出这么一大堆，好像这一堆事情比我爸受到审查还糟心。”

我妈一听我说这话，“嘿——”一声反驳我似地笑了，脸上露出一丝发自内心的自豪，说：“你爸受审查，糟心也不过是刚进去那头几天。七八天过后，我就吃了定心丸，放了心。知道审查过后，没办过伤害人民的事情，人就放出来，还是公民，该干啥还干啥。审查是正常的，不审查咋能甄别出好坏人呢。只要是国家公民，都要接受人民的监督，接受人民的审查。那时是新旧交替时期，甄别清楚辖区内的好坏人，是人民政府安全部门的分内责任。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人民政府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人民政府是这么说的，人民政府也是这么做的。审查过后，你爸不是得到组织重用了吗？要不然他咋能成为政协委员？通过你爸受审查这件事儿，我就相信跟着政府走没错。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说话算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