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才略”（1 / 1）

九代的文章，是很丰富了;它的语言文采，可以总括起来较仔细地说说。虞代和夏代的文章，有皋陶讲的六德，夔主管的八音，伯益有赞，五子作歌。它们的文辞温和，意义正确，是万世的标准。商朝周朝的时代，仲虺传下告诫的话，伊尹陈述教训的话，尹吉甫这些人，都作诗来歌颂功德。它们在意义上固然成为经书，在文辞上也是值得效法的。

到了春秋，大夫在聘问和集会时，修饰辞令，丰富得像美玉的宝库，光采照耀得像锦绣的店铺。蓬敖编选楚国的优秀法典，随会讲究晋国的礼法，赵衰因为熟悉礼仪跟着重耳去赴宴，子产因善于措辞杆卫了郑国，子太叔风姿秀美而有文采，公孙挥善于辞令，都是以文采著名的。

战国时代任用武力，可是文人不断产生。诸子百家用学说供人采择，屈原、宋玉用《楚辞》来发扬文采。乐毅《报燕惠王书》明辨是非而立论正大，范睢《上秦昭王书》措辞含蓄而用意深切，苏秦游说各国文辞有力而切合情势，李斯《谏逐客书》富有文采而能打动人心。要是在崇尚文章的时代，那么他们就成了扬雄、斑固那样的作家了。荀子是学术界的领袖，却摹状事物称它为赋，文辞和内容相称，确实表达出大儒的情思。

前汉陆贾，首先写出不平凡的文采，作赋写早春，又给刘邦讲《新语》，他辩论的话是很丰富的。贾谊才华杰出，超越千里马，他的议论恰切，辞赋清新，难道是凭空造成的吗？枚乘的《七发》，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笔酣墨饱，气势旺盛。董仲舒是专门的儒者，司马迁是纯正的史学家，却写出繁艳的文章，也是属于诗人诉说哀愁这类。

司马相如喜欢读书，学习屈原宋玉的辞赋，功夫深入，文辞夸张艳丽，成为辞赋中的领袖。然而考核他的作品中的精义，情理不能胜过辞采，所以扬雄认为“文辞艳丽而不切实用的是司马相如”，这话是确实的！王褒创作的文采，以细致精巧为特点，绘貌绘声，巧妙而可看。扬雄命意谋篇，含意最为深刻，看他的作品内容深广，选辞奇丽，用尽全力来深入思考，所以能够做到内容丰富文辞确切不移了。

后汉桓谭著作论文，多得像猗顿的财富，宋弘推荐他，把他比做司马相如。可是他写的集灵官等赋，内容偏狭浅薄，没有才华，所以知道他善于写讽谕议论，不擅长辞赋。冯衍一向爱好游说，可是他在盛明时代很不得志，他自序生平的《显志赋》，也像蚌病了才产生明珠一样。

后汉的班彪、班固，跟前汉的刘向、刘歆，两代文采先后相继，以前认为班固的文章胜过班彪，刘歆的学问超过刘向，然而班彪的《王命论》清新而善辩论，刘向的《新序》内容丰富而文辞精练，美玉既在昆仑山上出产，那是很难超过它的出产地的。傅毅、崔驷的文才像肩挨着肩，崔瑗、崔蹇跟着赶上，他们的文风能世代相继。杜笃、贾逵，在文章上也有名望，考究他们的文才，应该排在崔、傅两家的后面。王莽将李尤的辞赋铭文，有志追求巨大的体裁，可是才力滞钝，搭拉着翅膀飞不动。

后汉马融是一代人儒，思想博通，见解高超，发言成为规范，华采内容互相配合。王逸在学问识力上都有成就，可是运用文采却缺乏才力;王延寿继承父志，才华独出，他的善于描摹物态，难道是掌握了枚乘传下来的技巧吗？张衡学识明通，文才丰富，蔡邕学识精纯，文辞雅正，都是文学和史学并美，隔代并称。这是竹子和柏树性质不同，同样耐寒，金子和宝玉质地不同，都是宝物。刘向的奏章，用意切合，语调迂缓;赵壹的辞赋，辞意复叠，体制疏阔;孔融表章，意气昂扬，祢衡作赋，文思敏捷，各有一方面的优点。潘勖依傍经学来驰骋文才，所以《策魏公九锡文》成为超越群才的作品;王朗发愤著作，来寄托意志，也在序和铭文上具有优点。然而从司马相如、王褒以前，多数运用文才而不考求学问，扬雄、刘向以后，多引用书句来写文章，这是取舍的大概，它的分别是不能混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