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真知与权力（3 / 3）

约瑟夫·卡利波斯完成了风纪官、督司、至弥司的身份三连跳，成为了教令院的统治阶级。

二者虽然出身不同，但一起研学、一起进步、一起位极人臣的经历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用“闻鸡起舞”一词来形容二者关系比较合适。

就这样，教令院的约瑟夫·卡利波斯、书斋的尼可·维斯康提、天顶院的菲利克斯长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同推进帝国的统治发展。

但是只是这样的话，他们便不会成为王都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只应是一群无关紧要的学者而已。

诺阿十九年，老皇帝驾崩，“紫荆花”安塞提福公爵入都谏言，拿下两座一级城邦以稳固局势，在这场变动中，下议院处于瘫痪状态，而八大臣则是皆有推脱的借口，贵族豪门又如惊弓之鸟，于是朝廷文官集团便只留下了天顶院及其下的“书斋”和“教令院”。当朝典仪官协同学者行使了紧急立法权，在至弥司审核后颁行了《学论法典》，风纪官获得了治理与学术相关案件的最终执行权，打破了风纪官权力束缚在教令院内的壁垒，让书斋学者有了解释法律的权利，并且“为了避免在地区代表缺席时下议院瘫痪的问题”，又分设了与地区代表权力对等的“文令议员（书斋选拔”和“军政议员（将军任命”。

这个行为破坏了王室对思想文化机构权力长达五千年的束缚，让思想带上了权力的色彩，约束了教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和贵族对文本的破坏与曲解。

更为严重的是，此举让书斋和教令院成为了桥梁，外邦的言论和思想汇聚到下议院，又经由文令议员进入了王都圈。

这是谁都无法容忍的——帝国的统治机构不容置疑，天启二年（摄政二年颁行《学令法》，命令教令院加强对言论导向的管控和整治，但这变相肯定了《学论法典》对这两大机构权力的扩大，这是在六年内发生的全部事情。

下议院的参议员组成了联合院阁反对地区议员和文令议员的结盟，但在时任参议员克若尔·芮内思和时任领主老萨佐诺·阿利吉耶里联合制止下还是解散了，并在天启元年（摄政一年由克若尔担任了下议院代表。

本就臃肿的行政机构遭受这一次冲击（即安塞提福公爵谏政和随后的余波后开始逐渐瓦解，规律司紧急做出了多项规划，政控府颁行了《议政章程》《司典令》《教法令案》等大量的临时律法，甚至连国纲《法典》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充。

反倒是贵族艺术呈现出了春天，雷欧克庇斯大剧院和枫丹白露大剧院重新开始运转，时隔五十年，卡玛利拉家族出版的戏剧排本又开始售罄，《理查三世》和《威尼斯》是最受欢迎的戏剧，商人和地方贵族以戏剧鉴赏作为身份的象征；各大庄园又开始举办宴会，最著名的便是“夜灯”；文学沙龙又开始复兴，那里的常客多是老派贵族和太太们；小姐们之间流行着诗歌创作；御用诗人也开始出席宴会。

嗯，当然，也有一些弊端，比如“圣克莱门汀大巡礼”期间爆发的宗教冲突，这使得温和的教皇恩达尔勃然大怒，召开了“宗教大审判”，这一切以全国上下供上“赎罪捐税”而告终，对于捐税，农民反而是最没有意见的，因为随后恩达尔便下令将地区捐税拨去修葺教堂和各地公学，而农民们都从教会手中领到了“圣粮（即教会存粮”。

最为恶劣的是“阿里斯托芬”事件，这件事情使得公民大会重新动用起了本为虚职的公民卫队，王都守备军也重新开始了训练，大量的军士被吸纳入了王上的随行军队，可以说是变相加强了王庭的军事力量。

但这一切之下，是书斋和教令院开始脱离王庭附庸，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表现。

直至摄政五年“枫丹白露”事件发生时，天顶院权利达到鼎盛。

当这一切发生时，它便愈发应了色诺芬所说的“敬畏才是进步最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