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回：蒋氏引退余威殿后，军眷逃难国宝遗港（2 / 2）

杭立武只得再次求助桂永清，请他现场来做家眷的工作，但整舱男女老少见桂永清上船便放声大哭。海军司令感到“希望以国宝为重”的话实在说不出口，既使说了对逃命求生的人们也未必有效果。最后只得下令打开官兵卧舱，尽量容纳下所有人，运台文物则分别送到甲板、餐厅和医务室。杭立武一身数职，公务繁忙，在现场简单交代后，便陪桂永清离开。

码头的装卸工们在得到春节特别奖金的承诺后后，终于答应开始装船了。

这第三批迁台文物原计划是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馆长姚从吾作为总押运官，但由于姚从吾已先行赴台湾布置工作，后改由各文物机关共同负责了。这一共同负责，一门三公，九龙治水，遗患多多。并且故宫南京分院方面按照总院的指令原派孙家畦、王程、吴凤培三人随行押运，但孙家畦、王程二人坚辞不受，死活不肯来台湾，只好临时又加派张德恒押运。

装船一开始，三家文博单位的押运员各自指挥装卸工抢装，由于昆仑号临时容纳了太多的海军家属，装货空间有限，先到先得。毕竟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两家各只有15箱文物，而故宫南京分院有17箱文物，最后装箱结果，中博文物全部装上了，故宫南京分院和中央图书馆的文物只装了一大半，就再也装不下了。

直到29号晚上，故宫博物院的押运人员吴凤培、张德恒与中央博物院押运人索予明、还有中央图书馆押运人储连甲登上了昆仑号军舰，舰长终于下令起航了。而此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又派人送来4只大箱子。这4个箱子里装的是汉奸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木镂雕镶翠玉屏风。已经超载的“昆仑号”再也装不下那四只大箱子了，没办法只得又将水手舱桌椅全部拆除，硬是将这4箱文物搬上了船。

而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第三批迁台文物，尚有7多箱文物滞留在下关码头，处于无人看管的失控状态，是夜，寒风习习，江水呜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鉴于前二批迁台文物运输的经验，出库与转运一直衔接的很好，出库的文物还没有退回的事情发生。第一批迁台文物，由于军舰舱位充裕，故宫南京分院还比原计划的2箱多运了12箱文物。所以之前欧阳道达（邦华与第三批押运员约定，文物出库到码头后，朝天宫库房即用砖头、水泥封砌，因为杭立武与马衡都曾说过运台文物第三批即是最后一批，这样以确保留在南京文物的安全。据《马衡日记》记载，1月28日“邦华来电…彼当坚守岗位，维护文物。复一电云：岁寒之心，与君共之。”按此推断，文物出库的次日晚上，朝天门保存库的库门已被封砌。各文物单位负责的是租车、出库、派员押运，协调商船与军舰则是杭立武的职责权限。临时负责故宫南京分院的欧阳道达并未察觉异常，认为到达下关码头的17箱文物可以一次运走。

但谁也没想到海军军部的家眷会把昆仑号军舰当成了逃命的诺亚方舟，致使7多箱文物弃身于无人看管的下关码头。待故宫南京分院得知尚有部分迁台文物滞留在下关码头，至少已是3日中午，再紧急联系汽车行将滞港文物重新运回朝天宫仓库，至于具体装上昆仑号多少？运回多少？是否有遗失？谁在现场负责？近一天一夜的黑窗期，遂成难解之谜。

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在得知前二批文物运抵台湾后，了解到共产党方面文化负责人是郑振铎，便启身去上海，找已在上海的徐森玉、吴有训等文化界名人，想设法联系郑振铎，陈述实情，也想借此了解共产党对文物的态度。郑振铎反馈消息：希望文博人尽最大可能保护故宫文物留在大陆，并指出台湾是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羽翼保护下的弹丸之地，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文物国宝或将又一次暴露在炮火之下，或者有被美国转移到异国的危险。

曾昭燏闻此，亲自提笔给李宗仁政府的官员和杭立武等人写信，争取迁台文物的返回工作，但无果。这时新华社广播，将王世杰、傅斯年、杭立武列为文化战犯。

1949年4月28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及朝天宫库房被军事管制，5月7日，华东解放军军管会派员接管，张庭济名义上是故宫南京分院的院长，自然应该牵头负责移交。但张庭济却因母亲病逝在平湖料理后事，又由于战事交通阻断，移交之时并不在岗，故移交接管工作颇费周章。故宫南京分院被接管后即公布了裁员政策：凡在接管时在岗的人员留任，不在岗的人员被裁撤。

这样在6月份，张庭济被免去所任职务。此时故宫总院也早已被华北解放军北京军管会接收，张庭济纵想申述自己的情况，亦当泥牛入海无消息。张庭济面对滔滔扬子江水，绵绵细雨，无限悲怆。这位北大高材生，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无语凝噎，吟成一阙：

点点金陵细雨，遥念槛外平湖，谁记奉命守故宫，今日凄凉江浦。

但教怀璧有罪，莫怨上峰未扶，国宝迁台船舰去，炎凉人间今古。

张庭济遂不得已，返归故乡嘉兴平湖，过起了田园生活。